【大纪元7月5日讯】一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这便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时代发生在“天府之国”四川省的惨剧。显然，这是该省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祸。
1960年，毛泽东一手策动的“大跃进”运动，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全盘崩溃。在四川省，1961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但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粮食157亿斤，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们赢得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称号时，四川农村人口大量饿死，城市居民也普遍挨饿，老百姓怨声载道。
当那些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中共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看到的情形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毁烧了，社员的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县，是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殆尽，仅剩下孤儿寡母。在一户农民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到食堂吃饭用的破碗和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一些中共党内干部认为，中央政策没有问题，仅仅是省委领导“把经念歪了”。重庆市干部廖伯康、萧泽宽、李止舟、于克书等人，决定上书中央，反映真相。他们“给毛主席写信”，不敢写真名，仅署名“一个共产党员”。为防止查对笔迹和邮寄地点，信写好后交由一个哑巴打字员列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廖伯康等人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向胡耀邦、杨尚昆等领导反映四川情况。对照民政部、公安部和四川省委档，廖伯康得出结论：四川至少饿死1,000万人。根据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为6,236万，而1957年的四川人口为7215.7万，两数相减，大致相差1,000万。而这一计算，还没有把1957到1960年间的人口增长数算进去。杨尚昆听后，一拍大腿：“就是你这个数字！”
廖伯康还向中央反映，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四川省领导还“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
谁知，廖伯康等人反映真相，竟遭到报复。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形势再度急转直下。四川省委顺势追查，实行打击报复，揪出“萧李廖反党集团”。廖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其他人都被撤职下放，直到二十多年后才获得“平反”。
华夏电子报第146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