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4日讯】（亚洲时报Spengler 2月3日撰文） 有些审美家喜欢毕卡索（Pablo Picasso）那些带着斗鸡眼的卡通画、又或波拉克（Jackson Pollack）的涂鸦，甚至是赫斯特（Damien Hirst）的腌猪。然而，你和我同病相怜，看到20世纪的垃圾艺术就会倒胃口。
也许你会辩解，“我对艺术所知甚少，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实际上你不知道。你总是要装出喜欢那些实际上看一眼就会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所谓艺术。你不敢承认自己不喜欢，担心别人说自己没艺术品味。这种心理状态持续得太久了，以至于你失去了自我。但你用不着担心，下面我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消除你的心魔，将你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参观者络绎不绝前往美术馆，观看那些令他们私下倒胃口的艺术作品，而现代艺术的价格也一路扶摇直上。像波拉克的一幅涂鸦作品，去年就以1.4亿美元售出。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学会绘画技巧、只会在画布上随意泼洒的酒鬼来说，这可真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结果。
抽象派艺术鼻祖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的作品相对低廉些，最高售价逾4000万美元。而据苏富比拍卖行估计，一幅康定斯基早期未成名时的作品（如“Weilheim-Marienplatz”），售价大概400万美元。
对抽象艺术尚无心理准备的你来说，康定斯基可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其原因有二：首先，他有份发明了抽象艺术；其次，他知道非形象艺术是一场审美运动的一环，其他环节还包括无调性的音乐。康定斯基与抽象音乐之父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勋伯格也画画。跟康定斯基一样，他也被普遍视为现代主义的鼻祖之一。
康定斯基1911年出席了勋伯格的一场音乐会，其后给勋伯格写了一封信：“……很遗憾未能当面结识您。请原谅我冒昧给您写信。您刚才的音乐会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愉悦。当然，您并不认识我──也就是说我的作品，因为我的作品很少展出，只是几年前在维也纳短暂展出过。然而，我们正在努力追求的东西，以及我们的思维和感觉方式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我觉得完全有理由表达这种共鸣。在你的音乐中，我找到了自己极其渴望的东西，尽管它是难以名状的。”
康定斯基的判断完全正确。抽象派绘画和无调性音乐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两人之间的通信，在互联网上也能找得到。对于那些喜欢这种东西的人来说，正如林肯所说，那只是他们愿意喜欢的东西罢了。
两位现代主义鼻祖之间最惊人的差异是：康定斯基最便宜一幅画的价格，也许就超过了勋伯格音乐演出的所有版税。出于责任感，音乐家们时不时会演奏勋伯格的音乐，但从来都是把他的音乐，放在中间时段而不是末尾来演奏，因为担心观众一听到这种音乐的刺耳之声，就会逃之夭夭。勋伯格1951年去世时一贫如洗，他遗下的一个寡妇和三个孩子，靠他的音乐版税只能勉强过活。他的家人至今仍然很穷，而那些著名画家的后代已经是腰缠万贯了。
正如现代艺术宣导者所承认的那样，现代艺术散发着意识形态的气味。而正是那些意识形态信徒，即批评家，使抽象印象主义声名大噪。他们中最著名的是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他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为波拉克摇唇鼓舌。一如拉尔夫（Raphael）或安格尔（Ingres）的风格，抽象印象主义之目的不是“愉悦”感官，而是促使观者思考。
为什么现代艺术的观赏者，喜欢在艺术博物馆吸取现代主义散发的意识形态气息，而讨厌在音乐厅听取同样的讯息？那情况就好像是在西方知识分子当中，风靡一时的共产主义。这些西方的知识分子，站在远处尽情讴歌共产主义，但却不愿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
当你在画廊观看一幅抽象表现主义的画作时，时间由你掌握。想驻足多久完全随你的好恶，同时还可发表一番高论。要是你想炫耀一番，大可在出发往美术馆之前，到“维基百科”（Wikipedia）查看一些对相关艺术家的评论文章。
但要是你在音乐厅听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则是另一种情形：你不得不呆在座位上忍受15分钟，那感觉就像是在牙科医生的椅上，坐许多个小时。你不能走开。你不是站在远处欣赏抽象派艺术，而是真正的处在其中。你的处境就像是1930年代一些很时髦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时冲动，真的跑到莫斯科体验共产主义，而不是在安全距离之外欣赏它。
正是这个原因，至少有些现代艺术家能够一夜暴富，却没有一个抽象派作曲家能够靠音乐谋生。当然，非抽象派的作曲家则令当别论，他们可以变得很富有。例如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和许多电影作曲家。美国的柯普兰（Aaron Copland，1900-90）多数创作格调明快、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如芭蕾舞剧“Billy the Kid”和“Appalachian Spring”）。他可赚了不少钱，甚至能够为专科音乐学生提供奖学金。维也纳作曲家伯格（Alban Berg，1885-1935）的歌剧《沃采克》（Wozzeck），是介乎勋伯格抽象风格和常规浪漫主义之间的折中作品，1925年在欧洲风靡一时。据其传记作家说，这部歌剧使伯格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交响乐团曾有数十年不遗余力地支持抽象（即无调性）音乐，但如今已不再用它来折磨听众的耳膜了，转向了风格更易为听众接受的作品。《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说，大的交响乐团之所以回归调性音乐，是因为它们“面临上座率萎缩和老年听众减少的困境”。据全美交响乐团联盟统计，“2003-04季度与1999-2000季度相比，全国交响乐上座率下降了13％，降到了2700万人次。”
画廊和音乐厅传达的意识形态讯息是相同的，然而前者里面熙熙攘攘，后者里面空空如也。这是因为在画廊里，你可以与挂在墙上的画作保持安全距离，而在音乐厅里，却无法避开钻进耳朵里的音符。换句话说，你对无调性音乐的本能厌恶，是你对抽象音乐真正的、健康的和正常的反应。情况就是这么简单：在画廊你能抑制这种反应。
当然，有些人是真的喜欢抽象艺术。但如果你不属于这一类人，你仍是体面、正常的人，用不着自惭形秽。著名收藏家夹萨奇（Charles Saatchi）是真正热衷于这场运动的人，但像他这类人毕竟是少数。据“维基百科”说，当赫斯特在伦敦码头区组织第一次展览会时，“萨奇乘着绿色的劳斯莱斯大驾光临，目瞪口呆地看着赫斯特首次用动物拼凑起来的作品（随后买下了）：在一个大玻璃盒子里，一个正在腐烂的牛头上爬满了蛆和苍蝇”。
《蝇王》（Lord of the Flies）是这场运动的恰当基调。汤玛斯•曼（Thomas Mann）在小说《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中，以勋伯格为蓝本讲述了一个作曲家的故事。这位作曲家无法创作，憎恨驱使他与魔鬼订约。他以贝多芬的作品为基础，创作出无调性的音乐；那是对贝多芬音乐的亵渎，使听者丧失欣赏原版音乐的能力。
许多评论家认为，毕卡索的名画《亚威农的姑娘》（Bordello at Avignon）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的声明。毕卡索的这幅画是对格列柯（El Greco）名画《圣彼得》（Vision of St John）的亵渎，他试图腐蚀我们欣赏原画的能力。
现代艺术家们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展示丑恶的东西，想让我们丧失审美能力。我想，这正是那些艺术家把动物的死尸，放在玻璃盒子或防腐容器里的用意所在。但我心胸开阔。毕竟，他们的艺术技巧也许有某种价值。如果赫斯特把自己做成某种现代艺术作品，并置于防腐容器中，我会是第一个买票参观的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