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上) 漫长的隧道（Ⅰ）
一
1964年4月23日午前，我被送进监狱的时候，在大院东边的一排平房里，被交给一个龇着虎牙的三十左右的人。他板着脸，命我掏出身上所带的一切，让他一一检查、登记并收存，然后再叫我抹下手上的手表。我说早卖掉了，贴补老家了。
“那就算了！”他说。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因为贪污而被劳教的分子，比我早进来两年，和劳教所的队长们搞熟了，在这儿帮助管理其他劳教分子的零花钱等等，于是他就在不知其底细的人面前俨然以管教干部自居。
过了这道关，有人带着我走过一溜窑洞，来到一座三层红砖楼房底层紧挨门口的一间大房间。房间内两边都是双层木板大炕，里墙炕头各有一个高大的外面钉有 铁栏杆的玻璃窗。上层炕正好对齐窗户的中间，因之上下炕都能透进明亮的光线。不过外面铁栏杆的一根根铁条之间，只有一拳多宽的空隙，再瘦小的人也休想从这 铁条之间探出脑袋去，更甭说探出整个身子。
两边上炕里面的白墙上，分别贴着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两窗之间的一堵白墙上方，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下面紧挨着墙，放着一个分有好几层的橱架，里面分别整整齐齐地放着餐具、牙缸和脸盆，毛巾则叠 得一般齐，分别挂在从门后到毛主席像下的两根铁丝上。两溜毛巾下面，也就是在两炕之间，是一块4米多长、近3米宽的大方格水泥地面。门后，是组长的一张小 桌。
这就是“新收组”。凡是刚进劳教所的人，必须先经过这个组的学习，“认罪认错”，才能转到其他组参加劳动或继续学习。在这组的时间长短，则主要视其“认罪认错”的态度。
开午饭了，有人端来两大脸盆窝窝头和一脸盆熬萝卜条，由值星人员从木架上把大伙的餐具一一放在地上，分好萝卜条，再分给每人两个窝窝头。但没 有我的，因为我是刚刚进来的，还没有餐具。等别人从伙房给我借来碗筷，才给我也镞江了一杓萝卜条和分来的两个窝窝头。但我愁绪万端，一口也吃不下，心里焦 虑着大肚临怀的雪媛遭到如此沉重的一击，她和青青今天的中午饭将会怎么吃？新华社的有关人员将会对她们怎么样？
下午，全组正在学习《劳动教养法》和《劳动教养所守则》，我被叫了出去，后面跟着一个值班人员。原来是给我送行李和日用品来了，并与雪媛和青 青见了面。等我拿回了行李和日用品，值班人员又作了严格的检查，连枕套都翻了个里朝外，并一一作了登记。这就足以表明，凡进到这里面来，个人的一切的一 切，都要被洞察得了如指掌，不能有个人的任何隐秘，除非是分外小心地装在脑袋瓜儿里的思想。
晚上，继续学习两小时，主要由识字的人轮流读报。两小时后，外面走廊里响起了熄灯的哨音，各组都得熄灯。但所熄的只是各个房间天花板下的大 圆灯，而门后组长小桌上和走廊门口值班人员桌上的灯仍继续亮着，以便值班人员坐在那儿看报和注视着被监控人员的动静。如果有谁梦吃连连，那都是值班人员向 上汇报表功的好材料，立即被记录在案。
在熄灯前，组长在北炕下层中间给我安排了一个50厘米宽的空隙，根本睡不下一个人。
“人多，只能睡这么宽。”他说。
他姓尚，原是北京郊区良乡县政府的一位科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因为经济问题和男女关系不清而被劳动教养。
“你头朝里，高同学头朝外，大家都是这样颠倒着睡，也就凑合了。”组长又补充了一句。
就这样，我的褥子也没法挤着铺，只能和“高同学”合用他的褥子，被子只能在上面浮盖着。反正是人挤人，夜里也不觉得冷。
二
这位“高同学”，就是原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教授高庄。他身高一米八，长方脸，戴着一副银丝边近视镜。按照《劳动教养所守则》规定，凡是 劳动教养人员一律不准相互直呼姓名，也不准叫“老张、老李”，更不准叫“同志”，而只能叫做“同学”。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也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他出生于1905年，上海宝山人。早年，他在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受到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悄等人很深的影响。抗战 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后因故而未能如愿。1944年他到了重庆、成都后，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合大学的一些师生，共同把毛主席 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的这本名著的第一个外文版。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7年5月20号开始的遍及蒋管区各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 动中，他扛着大旗走在北平艺专师生队伍的最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党为避免其遭到残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把他和他八 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区。在那里，高庄任华北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1949年初进入北平后，高庄接受了梁思成的邀请，到清华大学营造建筑系执教。后来又接受梁思成的委托，参与了国徽图案的修改定型并塑造了国徽浮雕。国务院向参与国徽设计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时，高庄率先提出把自己所得的全部奖金捐献给抗美援朝前线。
在清华大学执教两年后，徐悲鸿又邀请高庄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4年冬天，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做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政府文化部为中国几个访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 男人拖着辫子，女人似缠小脚，形态十分丑陋。同场观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及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副团长马楠等人，都觉得这样演出很 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直率地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时就革掉了的落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 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特派专人向高庄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只好拿中国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事后，中央美院代表团团长庞某和另一团员丁某，认为高庄此举是“反苏反共”，并向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和驻苏使馆有关人员对高庄作了严厉的批评。不久，庞某就通告高庄提前回国，并由丁某把他“押送”回国。
高庄被“押送”回国接受“审查”后，丁、庞二人在很快到来的“肃反”运动中，又把高庄说成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对此，高庄本人及其亲属不服，熟知高庄的人，也都认为这是一大冤案。
1957年“反右”，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被打成了“右派”，高庄为其鸣不平，于是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尽管中央美院 “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画家张仃后来证明说，当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派”帽子，但1960年冬天，高庄仍然以“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山东淄博陶瓷厂劳动。 他沿途目睹了极为严重的人祸天灾，非常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并在会议上有所表示，这又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去“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 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死不认错，抗拒改造”。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期为两 年。
这样，他就到这劳动教养所来了，比我早进来一个半月。在这绝大多数都是小偷、流氓、贪污犯、盗墓犯、盗墓奸尸犯等等的复杂群体中，这是极为难得的一身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同伴。因之我们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与我相处得极为融洽的另一位难友，是男高音歌唱家李文。
李文原名李敦强，比我小十岁，颀长的身材，端正的鼻梁，双目沉静而有神。
1938年1月，他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43年8月入宁乡县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尽管当时他才五岁半，只相当于现在幼 儿园大班孩子的年龄，但他也深念父母的一薪一粟来之匪易，从而刻苦攻读，仅四年，就由小学五年级跳入六年级，并在13岁时就初中毕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入古城西安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1951年12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由于他爱好音乐，歌喉清亮，在志愿军十九兵团文工团成为年龄最小的独唱演员。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他被派送到朝鲜平壤国立音乐大学学习，1955年春天自朝鲜回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做独唱演员。
当时铁道兵正集中力量修筑从江西省鹰潭到福建省厦门的鹰厦铁路，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驻扎在鹰厦线中心枢纽附近的福建省南平市。1956年筑成这条铁路后，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回到了北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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