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73)

代煌
font print 人气: 8
【字号】    
   标签: tags:

结 束 语

这本小册子所述及的主要事件,经历于1956年到1978年。为保持历史的真实,这里所用的骨干素材,全部引用于那些年所写而近年才陆续“回归”的文 字材料。其后,以及当前,笔者的所思所言,几乎概未述及。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流行的词语,如“真理标准”、“不正之风”、“封建法西斯”等等, 也一律不用。

曾有人问我:“自从你觉得‘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主要的危险之后,你沿着这根主线所进行的多种思考,终于被历史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请问:你当初是根据什么理论分析预言的?”
  
我的回答是:思考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修养。因为一般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懂得,不论古今中外,也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一个国家的具有 巨大权威的掌权人,一旦极端自信,极端专横,极端粗暴地践踏舆论,并把其统治下的人民,只当做其实现某种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其 结果必定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比我看得更深刻,思考得更周密。只因为他们具有高深的涵养和明智冷静的头脑,才没有鲜明地直抒己见。而 我,只不过是个被人称做“冒失鬼”和“炮筒子”的人,“心里有话存不住”,比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早说了一步而已,并非我比别人高明。

又曾有人问:“你对‘反右派’斗争怎样看?今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斗争?”
  
我的回答是:这说起来比较复杂。
  
根据我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和在监狱与劳改队中十四年的长期观察,“右派”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的所思所想并非国家大事,有的则完全是个 人的‘小九九”。他们之所以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多半因为个人的工资、级别待遇、住房及其他生活小事,发表了一些对顶头上司不满的言论;或因为与领导 发生了口角,说了些过头话,从而被拉上了“反领导就是反党”的这条线上来的。
  
另有一些人,即便原来也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在严酷的境遇中经不起考验,也程度不同地露出了凶残、冷酷、阴险的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右派”们被纷纷“改正”时,社会上不少人笼统地认为“右派”们都是“好样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是“敢于抨击时弊的英雄好汉”,等等,我以为实在是一大误解。
  
但是尽管如此,原先给这些人扣上“右派”帽子也是不对的。不管有些人原来就是怎么不正经,甚或真地对党对革命怀有“对立情绪”乃至“刻骨仇 恨”,在大鸣大放中放出了多少支“毒箭”,但那毕竟都是在我们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无罪”的保证后,人家才出来说话或张贴大 字报的。后来统统给人家扣上“右派”帽子,就是言而无信、失信于民、有损党的信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后来虽然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给人家“改 正”了,还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据廖盖隆等人所编《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统计,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5万余人,这就是说,还有未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
  
另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 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 5759.1354倍。
  
由于坚持这“只是扩大化”了的“必要论”,因此对“右派”问题的平反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既然是“错划”,那就应该平反,就像对“文革”中被整的人以及在“反右派”前后各种“运动”中被“扩大化”、被“搞错了”的人一样。
  
许多人在“文革”中或“反右派”以外的各种“运动”中,被当作“敌人”、“叛徒”、“走资派”、“大老虎’等等往死里整,这显然是错误的,甚 至是出于某些人的险恶用心,固然应该被平反,但其中有些人确实也有男盗女娼、贪赃枉法或大搞特殊化官僚化的行为,对这样一些人,都能彻底平反,为什么对只 是说了几句话或写了一两篇文章的所谓“右派”,却非要留下一条尾巴而叫做“改正”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
  
再说,对1957年提出的观点经得起现实与历史检验的“右派”的平反,也一律叫做“改正”,就尤其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了。

当年把很多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往死里整的“高手”们,至今还没有悔悟到过去整同志整错了。其中绝大多数人,哪怕装腔作势地向受害的同志表示 一点儿歉意,都还做不到。有的人甚至还洋洋自得,对当年受他们迫害过的同志立目横眉,以“历来紧跟党的路线”而自诩,却不去暗自思量过去哪些“紧跟”是对 的,哪些“紧跟”是跟错了的。
  
在这种气氛中,尽管绝大多数中青年意气风发,在灿烂的理想之路上向前奋进,但也不乏若干“后来者”颇有甘愿从其“志同道合”的前辈中承受那 种衣钵的“勇敢举动”。一有风吹草动,这样一些“老中青”往往都擦掌摩拳,大喊“全线出击”,颇有“反右派”、“反右倾”、“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来了的劲 头。因为这种“表忠心”最容易向上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才实学勤奋上进,而只要昧着良心就行。
  
同时,几乎祸及全国的恣意倒买倒卖、任意提高物价、敲诈勒索、买官鬻爵、任意湖吃海喝,以及其他种种恶性侵害和挥霍人民血汗成果的所谓不正 之风,至今仍然常兴不艾。不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了多少这不准那不准的文件也白搭,以致于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歇后语:“中纪委文件——纸上谈兵。”
  
究其实,大凡敢于明目张胆地搞这些黑社会行当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手握实权或背后很有“来头”的人。陈希同—王宝森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在日 常,他们能够“虚怀若谷”地容忍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么?虽说像过去那样铺天盖地的大规模“反右派”运动不会有,但局部的、小规模的、甚至只是“个别教练” 的,则不仅会有,而且压根儿几乎就没断过线。
  
所有这些现实的存在,也还是很值得人们提防的,不宜把枕头捆得太高。林放同志的警世之作《江东子弟今犹在》,是很值得不甘浑噩度日的人们不时咀嚼回味的。

以上这些,就作为结束这本小册子时的赘言吧。竭诚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指教。
  
一个人,对如许敏感复杂的问题的思索,不可能都是非常中肯或较可人意的。多少真正伟大的人物尚非都是完人,何况我这样的人。

1978年12月26日至1988年1月27日
初稿于北京房山岳各庄
1988年2月27日至3月3日改于北京戴氏蜗牛居
1988年11月24日至12月19日再改于戴氏蜗牛居
1997年2月19日至6月11日充实定稿于戴氏蜗牛居(http://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related article
  • 贫贱夫妻百事哀(Ⅰ)

                      一

    1964年4月23日下午,潘雪媛带着青青到监狱给我送行李并悲戚地会面之后,当天晚上回到家仍然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她只给青青把中午的汤热了 热,烤了一个馒头,坐在一旁看着青青吃。她的魂似乎还留在那布满了电网铁丝网的两道高墙之间的平场子上,脑际浮现着我提着脸盆餐具小网兜闪进里院大铁门的 背影。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将如何熬度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之后的又一个“两年”——而且是加重惩罚的两年。

  • 北京劳动教养所规定,每月15日,是被劳教人员与其亲属的接见日。
      
    5月13日,劳教所的队长下达指示,叫所有被劳教的人往家中写信。当时我还不知道雪媛已经早产了,所以也给她写了信,是请她姨父转交的。
      
    这些信,可能都由公安部门盖上了特别的印记,让邮局必须提前一天送到,并注明了到达土城监狱的乘车路线,等等。

  • 32 贫贱夫妻百事哀(Ⅱ)
               
           一

    1964年盛夏,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搬到安定门外原少管所的电网铁丝网大院。在7月15日的接见之后,劳教所的队长竟让我跟着潘雪媛回家看孩 子,叫第二天下午回所,这是我和雪媛所没有料到的。在欣喜之余,我从家里回所时带了一些炒面,与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等人分而食之。这被“积极分子”悄悄地 汇报给队长。队长说“这是搞‘拉拢’,是违反劳教所所规的行为”,不但不准我再回家,连每月15日的接见,也只收下雪媛送来的鞋袜,而不让我和她见面, “以示惩戒”。雪媛只得非常失望地踽踽而归。

  • 看了这些大字报,潘雪媛觉得工厂领导很可笑,因为他们要发动对她的围攻,实在是很难发动的。王大明这个连阿拉伯字码也认不清的傻乎乎的人,也 算做他们的一名群众了。平时快吃午饭时有人叫一声:“大明,看看墙上的电表还有多长时间到12点。”他慢慢吞吞地走了过去,说不清大针在11、小针在12 究竟该算做几点几分,就擅着一个食指和一个小姆指回来说:“还差这一点点。”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工厂领导眼中的“积极分子”,也叫他让别人代写了一张大 字报。
  • 33 贫贱夫妻百事哀(Ⅲ)

                      一

    到了1969年夏天,雪媛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弱了。一天下午来了一场夹着大量冰雹的暴风雨,满街的冰雹足有两寸深。她抱着为伟从工厂走到家,只觉得凉气 从脚底直窜心窝,全身冷得直哆嗦,而且双腿双臂都发麻,到家时几乎晕倒,第二天就病了。她自己很清楚,这是生为伟时失血太多,躺在病床上又被大雷雨的凉气 吹了一夜的缘故,见凉风、遇冷水,全身发麻心哆嗦,已是常事了。

  • 这当中还发生过带泪的笑话。
      
    有一次,当一位队友提着小米、红枣敲我们家的门时,雪媛已抱着小晋京去工厂了,六岁的为伟在家看门。她遵照母亲的吩咐,把门关得紧紧的。任这 位队友怎么说“是你爸爸让我给你们带小米和红枣来的”,她也硬是不开门。直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也来说:“为伟,这是你爸爸那里的同事,是好人,给你们家带 东西来的,快开门。”为伟才开了条门缝,把装着小米、红枣的旅行袋搁了进来,随即又关了门,始终没让这位客人进家门。晚上,她妈抱着小妹妹回到家,她还向 她妈不无几分自我夸耀地说:
      
  • 假期满了,我该回太原劳改队了。
      
    北京去太原的火车晚上10点开。雪媛抱着小晋京,我搀着为伟,从“又一顺”饭庄北沿的参政胡同东口来到了西单,坐10路公共汽车直达北京火车站。
      
    从此,我每次回家再返大原时,雪媛和孩子们都走这条路线,把我送到西单的10路汽车站。
  • 34 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

                      一

    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元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 在这政治暖流劲涌的大背景下,新华社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也骤然加快。早在烟台会议前后,我就给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同志写过一封信,要求对 我落实党的政策。杜导正同志立即批示国内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并给我回了信。复查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同志迅速与我见了面,在慰勉之余嘱我耐心等 待。
      

  • (二)关于“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指戴煌对人代会、党代会代表产生方式上的一些意见。戴煌在“万言书”中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国人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的选举问题,我觉得选举这些人当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方法上,似乎有点不够十分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偏偏当上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例如我们的社长吴冷西,就是这样的人。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肯定我们的党代会、人代会的多数代表是人民拥护的,选这些人是正当的之后,认为选举方法上“不够十分妥当”,不应当由中央“指定”和“摊派”,他主张“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结论把这些意见概括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对的。就是结论第四条中摘引的他检讨材料中那些主张,多数也是宪法规定的。因此,根本构不成他“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