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青年时代的忠实朋友丁辅才注
一
他手里拿着一个揉皱了的袖珍日历，侧卧在通铺上，面向墙壁，两只眼睛半睁半闭地瞅着那日历。
他是在想心事。
是的，他在想心事。
打去年冬天以来，他一直对天气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这是一个秘密，谁也不知道。他常常在晚上就寝的时候，一边脱衣服，一边心里担心着明天会不会下雪。啊，上苍！但愿你发点慈悲，可千万，千万不能下雪！
他当然也不希望刮风。在这华北大平原上，每天在没有屏障的旷野里干粗活，冬天刮风可不是好受的。可不比南方的微风，带给你凉爽愉快的感觉，唤起你的遐想和诗意。不！不！不！这儿的风是干燥的，又暴烈又凶狠，伴随着尘沙，一阵阵向你猛扑过来，像无数枚锋利的针，在你的脸上、脖子上乱钻乱扎，而且还常常穿透过棉衣，好像滑溜溜、凉冰冰的黑蛇直往你的脊梁骨里钻。一句话，冬天在露天里干活，风对你就好比狠毒的晚娘对待她丈夫前妻的子女，只有欺虐，没有温柔。更何况他穿着单薄，一件棉袄千疮百孔，棉裤虽然膏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补丁，里面的棉絮却早已空了，那能抵挡得住锐不可挡的西北风！
但是，他更怕雪。风的滋味虽然不好受，但只要咬紧牙关熬到收工，回到宿舍里，它就再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而且，多年的劳动生活也使他学会了适应。风刮得凶，你就使劲地干，抡起你的铁锨、洋镐、四齿这类家伙，不住地猛挥、猛舞，用力和热给全身铸造成一件抵御寒风的铠甲。这些年来的冬天,他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三天两头刮风，原是这一带气候的特征，怎能违反自然规律、异想天开地想叫北方也变得像南方一般的温暖。他不过讨厌刮风罢了，并不怎样把它放在心上。
那么，下雪呢？如果雪下大了，倒可以不干活。虽说他这号人跟别人不同，被剥夺了星期天，很想捞个机会休息一下，他还是不愿意下雪。这点，是他跟其他同类不同之处。
刮风，哪怕是七、八级的狂风，不过是皮肉受点罪而已，他不在乎。
下雪可就不同了。对他来说，这里面含有多少未知的神秘的恐怖！
他怕见到雪，就像犯人怕上法庭受审，怕法官宣读判决书——未来黑暗的深渊就系在这儿啊，可怕的命运！
谢天谢地，冬天过来了，没有下过雪。
从秋末割完稻子以后，天空常阴沉。有时连续四、五天不见太阳，一团团的乌云压得很低很底。有好几次，气像站已经发出了降雪的警报。不用说，这时他的心情是很紧张的，幸亏始终没有下成雪。
因为没有下雪，他那颗荒凉寂寞的心多少感到了一丝欣慰。整个冬天还算平静，比他原先设想的要过得平静。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个冬天在他的记忆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就如同以往那些个冬天一样：天天干活，日日如此，过去就过去了，脑子里是一块空白。
而今却在空白上点了几个小点子。
在初冬浓雾笼罩下的打稻场上，呈现出一片非凡的忙碌景像。每天都有数百名“牛鬼蛇神”，由红卫兵小将押送到农场劳改。脱粒机周围站满了头发斑白的教授和讲师，中间也偶尔点缀着几个年轻的助教。这些人或者胸前背后挂着牌子，或者衣服左上角的口袋上面缝了黑字：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称号。他知道，在这群人里面，很有几个全国闻名的学者。有明清史学家，有文艺批评家，也有化学家、生理学家、数学家和光学专家。还有那个年逾七旬的驼背老头儿，他是哲学系教授，专门研究逻辑学的。这些人的脸好像是石头铸成的，如果不是身子因为劳动的要求而不停地活动，你还以为是一尊尊的石像呢！他们劳动起来又笨拙又吃力。二十多个戴着赤卫队袖章的农场工人在他们中间指挥，咋咋呼呼地吆喝着，还常常夹带几句粗厉的叫骂。休息的当儿，赤卫队员们凑在一起议论开了。
“哼，教授！教授连捆稻草都不会。”
“教授他会种稻子吗？光知道大米白面好吃，可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毛主席真英明！这回得让他们下来干干，看看稻米饭好吃不好吃！”
“不就是向学生动动嘴皮子吗？凭什么一个月拿二百、三百的？顶我们好几个人的工资呢！我说呀，往后一个教授每月发给十几元钱，够他吃饭就行了。”
“人家能耐大嘛，肚子里喝的墨水多，不比咱们大老粗，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
“有什么能耐？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能耐！我说呀，毛主席实在是太伟大了！要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是照样白面炖肉的吃，可把我肺都憋炸了。”
他混在这些教授、讲师中间（有几个人还是他过去的老师，现在彼此都毫无表情，只偶尔双目偷偷地向对方闪一眼）来回搬稻草，挑稻草，一面暗暗地观察他们的举止。
“谁说我们中国一穷二白？”他对自己说，心里想哭，又想笑。“你看这小小的打稻场上人才济济，按人头平均，咱们国家的知识水准，恐怕全世界数第一呢！”
打稻场的工作一结束，他就被派到马车队干杂活：起粪、轧草、运炉灰、挖脏土。此外，有时还推着一辆小车到马路上去捡粪，跪伏在来来往往的兽力车下面掀粪兜，一面唯唯诺诺地向赶车的说好话、陪笑脸。他没有碰到过熟人。其实，碰到也不要紧，反正人家都知道他的身份。他趁着去马路捡粪的机会，顺便看了不少大字报。
后来，就是套大车往地里运粪，运了差不多两个月。现在是在芽子丘里整畦、翻土，准备播种。就这样送走了一个冬天，又送走了大半个春天。真该谢谢老天爷，开春后也没有下雪。只是偶尔飘过两三回雪花，稀稀落落的，刚飘到地面上就融化了。因为只不过是几点雪花，当时虽然有些忐忑不安，过后也就宽心了。
该不会再有雪了吧？他松了一口气似地微微一叹——这声叹息只有他自己才能觉察到。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支笔套破碎了半截的钢笔，对着日历上的阿拉伯字“25”轻轻地划了一道斜杠。再过六天就进入四月了。根据十多年来的经验，这一带地方三月份还有可能降雪，四月份却从未见到过啊！说实在的，打惊蛰以来，他就比较地放心了些。惊蛰那天，他对着同一个袖珍日历说：到了春分就保险了。现在春分也已经过去了四天，他更是一天比一天放心了。只是为了万无一失起见，他又把安全期推后到四月，心想一到四月，是断然不会再有雪了。那时他心头悬结着的那块沉重的神秘的石头就可以轻松的解下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四月！四月！再过六天就是四月啊！要是在南方，在他的故乡，四月里人们早已经下河洗澡、游泳啦！
暮色开始渗入房间。他记得今天是星期六，所以仍然懒洋洋地躺着，继续想他的心事。要是平常日子，他得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语录了。可是星期六晚上总得多休息一会儿啊！再则，农场的工人赤卫队和大学里的造反派组织有矛盾，最近因为要召开全市红代会，矛盾就更尖锐了。大权被学生造反派组织掌握着，赤卫队（目前已正式改名为“红色造反兵团”）和另一个被称为“保”字型大小的学生组织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忙得自顾不暇，不太有心思来过问他这号人了，就连那个最喜欢抓权的赤卫队小头头吴树文，也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有到他们面前训话、摆威风了，形势就是这样，何不乐得多躺一会儿呢？他由侧卧改为平卧，再支起一条腿，觉得现在这个姿势更舒服些。
暮色愈来愈浓重。整个房间沉寂得有如一座坟墓。十多个人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通铺上，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做着永远做不完的梦。只有微弱的、但均匀的呼吸声，不断冲破寂静的桎窖，宣告这儿还是有生灵存在。他忽然翻了一个身子，觉得不合适，又翻了一个身子，仍然面对东首的墙壁。他凝视着墙上的一个小窟窿，思想变得滞涩了。他无意中发现这个小窟窿正在渐渐地向四周扩散，扩散……有碗口那么大了，脸盆那么大了……快要和暮色完全溶化在一起了。就在这当儿，电灯倏地亮了。黄色的灯光刺得他的眼睛不舒服。他把头埋在又脏又破的枕头里，有点不高兴，心里暗暗责备开灯的人太岂有此理，礼拜六晚上也不让别人多安静一会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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