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3日讯】中共掌权后，嘴巴上时常高唱民主自由，实际上却处处践踏和扼杀民主自由，堪称典型的两面派。其实，这也不是它上台后的什么新创造，早在抗战时期它就已经玩过这种伎俩，把成千上万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人着实耍了一回！
一
抗战开始后的中国，涌现了一波争民主争自由的全国性热潮。在这场跌荡起伏的政治风云中，共产党竭力以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自居，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发表了大量反对专制独裁，要求实现民主自由的激烈言论，向国民党政府频频发起民主攻势。
要争民主当然首先得强调民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什么抽像的民主，更不会赞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可当年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论于不顾，对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也公开大唱赞歌，以至咋一看上去，这么热中民主的共产党倒不像是共产党，而是西方社会的民主党了。
翻开1943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赫然可见刊登在显着位置的社论《民主第一》。文中说，“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 “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
1945年2月12日的《新华日报》在回答一位名叫吴中民的读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过：“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见《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答读者问》)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的更绝：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1946年5月4日，中共《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恸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恸情的精彩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为了鼓吹民主，中共党魁甚至亲自披挂上阵，摇旗呐喊。毛泽东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访问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还从如何防止“政怠宦成”与“人亡政息”的角度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选自黄炎培着《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那么应该怎样实行民主呢？共产党当年曾反复强调，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在于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
1943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强调，“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他说，“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三册 原题《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以言论自由为例。《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发表的《言论自由与民主》一文说，“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它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1944年9月1日恰逢记者节，当天的《新华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祝记者节》。这篇社论充分肯定了言论自由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的重要，大声呼唤全国记者团结起来争取言论自由。文中说，“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半个多世纪前共产党大声疾呼民主自由的这些滚烫的言论，曾吸引了许多对国民党不满，向往民主与自由的中国人，以至他们中很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把中国迈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共产党的身上，并因此成了它忠实的追随者。然而，这些天真善良的人们当时并不知道的是，当中共在国民党的地盘里猛烈抨击专制独裁，大声疾呼民主自由的同时，却在自己的领地内残酷的扼杀民主自由，推行专制独裁。发生在所谓“革命圣地”延安的“整风运动”，便是一场典型的对民主自由的反动。
当年，共产党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曾用激烈的言辞抨击国民党践踏和扼杀人民的自由权利。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演说时就曾指责说，在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其实，这正是当年中共统治下的延安的真实写照。
二
为了在党内彻底搞臭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留苏派”，肃清其影响，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的崇拜，从而确立和巩固自己在全党的至尊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中共，毛泽东继在中共高层与“留苏派”的权力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又马不停蹄的于1942年春发起了以所谓“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为名目的“整风运动”。
这场运动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的强制性“洗脑”。
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回忆，毛泽东指令所有参加“整风”的人学习他规定的文件，写“自我批评”的“交代材料”。“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只有毛泽东的著作是“正确的”，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对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列宁的著作，共产国际和中共共产党的文件，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著作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著作，谁读的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结果，有些人（甚至一些负责人）吓得把上述著作和文件当众烧掉或者扔掉。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人说：“幸亏我没有读过这些东西，不然我也成了教条主义者了！”
委员会还规定了每个人在编写自己的“交代材料”时必须遵守的“批评”方法和对像：
1．应该批评的不仅是自己，而且包括自己的熟人。
2．对己对人，只准说坏的（指摘），无论如何也不准说好的；而对毛泽东、刘少奇及其他为数不多的人，则相反，只能讲好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讲坏的。
3．给每个人规定“批评”的主要对像：这首先就是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传播俄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集团”，其次就是以周恩来和彭德怀为首的“跟随教条主义者”的“经验主义”集团。
凡是在苏联学习过的、知识份子出身的人，以及从事理论或政治工作的人，按规定都得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凡是工农出身的人，以及出事实际工作的人，又都得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者”。这样一来，全党绝大多数领导人、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被指控为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同时，毛泽东给“经验主义者”扣上“教条主义的俘虏“和“教条主义的帮凶”的帽子，这样就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联在一起，并证明主要打击“教条主义者”是正确的。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内从来不存在什么“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集团。所有这些集团，都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作为打击大多数党员的借口而捏造出来的。
4．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都必须承认犯了什么执行“国内战争时期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实际上，既不存在“国内战争时期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不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作为打击王明、博古，打击大多数党员的借口而捏造出来的。
5．每个人都必须检讨自己“不懂毛泽东主义”，“盲目的相信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这算是所犯“错误”中的最大“错误”）。接着必须保证，今后他痛下决心“抛弃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并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主义”“武装”起来。
6．每个人还必须承认自己不知道“毛泽东是多么伟大”，不知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像是自己的另一个“最大的错误”，而且每个人今后一定要把毛泽东当作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领袖，服从他的领导。等等，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在各机关进行“整风”的领导和干部没完没了的召开各种各样的大小会议，在会上迫使每个人做“自我批评”并“批评”别人；要求不断写、反复写“交代材料”。可是，一个人不管“批评”了自己多少次——又是口头的又是书面的，反正一样，总认为他还“没有完全认清自己的罪过”，“没有彻底清算自己”，他必须一次又一次作严厉的自我批评。这样持续到人们既失去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面貌，也简直失去了人的面貌为止；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被认为批评自己“不够深刻”、’不彻底”。用这样的方法，把人们弄到神志不清和疲惫不堪的地步。同时，领导整风的干部又唆使人们彼此攻击，让他们在会上和书面的“交代材料”中互相“揭发”，互相侮辱。
三
“整风运动”还开创了中共党内“文字狱”的先例。
1937—1938 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不过，
1942 年初春，“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挑动青年知识份子的不满进一步打击“留苏派”，从而确立和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尊地位，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份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动员他们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毛泽东的这番蛊惑，在不明就里特别是不了解党内上层斗争内幕的青年知识份子听来，误以为是党的领导在发扬民主，鼓动他们“反官僚”。于是，他们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办起壁报，踊跃着文，尖锐抨击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现象，表达自己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野百合花》。
王实味在文章中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X 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王实味还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了墙报上。他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王实味的墙报被高高的悬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王实味的这些言论和当时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类似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份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之春”。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等人的这些言论让毛泽东看后大为震惊！1942 年春，他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他们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把矛头指向了他自己当时正全力追求实现的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的“宏伟”目标，指向了他一手建立的中共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为此，他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不久前也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大力鼓励过青年知识份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决定拿王实味开刀后，杀鸡儆猴，一举扼杀青年知识份子要民主反官僚的自由化言论。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看到《野百合花》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在亲自前往看过《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将“自由化“打压下去。
1942 年3 月31 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份子发出严厉警告：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1942 年4 月3 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四三决定”的颁布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
4 月5 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 月31 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 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看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 年4 月7 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毛泽东的政治对手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的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1942年4 月20 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栏也要搞。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
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 年6 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 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1942 年11 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 年4 月1 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戚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进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经过“王实味事件”，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随便说话了，更没有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
四
就像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整风运动”中，中共一手拿笔（教化），一手持剑（镇制），文武两手并行不悖，不但强制全党进行“洗脑”，开创了“文字狱”的先例，还用“红色恐怖”把延安变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夫妇写道，1943年冬天，毛泽东和康生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借口，毛泽东把几乎所有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千多人。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份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进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 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着被揪上台去，逼着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进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所有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人人都得参力口坦白大会，目睹可怕的场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强迫”。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
显然，抗战时期毛泽东和中共在延安的上述所作所为与其在国民党地盘内高调争民主争自由的言论可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是名副其实的对民主自由的践踏和反动！那么，中共当年究竟是真的在为民众争取民主自由，还是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利用民主自由的幌子收买人心，与国民党争权？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本文部分内容系根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书编辑而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