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請命的高秦榮已身陷囹圄。
而迫害他的不是個別的人，也不是某個基層組織。
是山西省紀委！
是山西省公檢法！
單就這個事件而言，毫無疑問，山西省紀委、山西省公檢法，實際上已經与黑手党相去不遠了。
憑著對歷史和現實的了解，對世道的混沌我有足夠的思想准備。但混沌到如此地步，以至堂堂省級政府用如此卑劣下流的手法，如此公開地迫害一個僅僅是講了几句真話的記者。喪心病狂，一點臉面都不要，如此之混沌仍然遠遠超乎我的想象。
以往總是說，要防范基層政府的流氓化。但就高勤榮事件來看，僅僅是基層政府在流氓化嗎？
如此嚴重的流氓化，只會使政府的信用、政府的合法性資源喪?p盡！等于是自殺！
為了維護政府的信用，為了維護政府的合法性資源，強烈建議中央政府介入此案——山西地方當局炮制的冤案，不可能在山西地方當局的權限范圍內解決。外部強力介入因此是必要的和緊急的。
希望大家不至坐視此案。山西地方當局敢拿高勤榮開刀，主要原因，無非是高勤榮太少！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高勤榮，他們敢？
所以，不要以為都是山西地方當局的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竟然發生了高勤榮案，可見現實是多么殘酷，也可見我們的清談于現實是多么的無益！
如果我們的精神還沒有被閹割，如果我們還有一點點血气，我們就不應該再耽于清談！
是的，我們只有言論——書生手無縛雞力，唯有一管雜毛筆。但言論也分兩种，不務實的言論和務實的言論。不務實的言論不過顯示言論者的清高而已。務實的言論則是投槍，是匕首，是手榴彈。
誰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書生報國有道——唯在言論，唯在務實的言論！
高勤榮需要務實的言論，中國需要務實的言論。如果身為書生而不能滿足這种需要，卻一味清談，我們算什么？我們還有資格在网上激揚文字？！我們就不僅懦弱，而且虛偽！世道的混沌，我們就更多了一份罪責！
如果真如此，中國將無藥可救，就象滔滔黃河之水，每一滴都是渾的，決無河清之日了！！！
但，我不以為現狀已然如此。至少，我不相信大家愿意如此。大家來网上激揚文字，我相信，決不僅僅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清高，而是多少帶著熱血，抱著希望。既然還有熱血，還有希望，那么多少還有一點純洁的人性。
那么，為了真正洁身自好，為了我們自己良心的安靜，就讓我們不再耽于清談吧，讓我們盡可能多一點務實的言論吧，讓我們為高勤榮呼吁吧，在网上，在報紙上，在雜志上，在生活中，為高勤榮，為我們知道的每一個高勤榮呼吁。
輿論是影響我們生態的一個极其重要的元素，實際的輿論不是某些個別的勢力所能把持的，實際的輿論端賴吾輩之口、吾輩之筆。千千万万吾輩之口、吾輩之筆一旦發動起來，就如無數涓滴細流，即便不能匯成浩蕩江河，起碼也可以“潤物細無聲”，滋養一方方水土。
總之，互聯网不能繼續做清談館了，互聯网應該是務實言論的集散地。“讓強者有所忌憚，讓弱者不再無告。”我的一位朋友的這句格言，應該成為网上言論的指南。
就從高勤榮做起吧，讓以后所有的高勤榮都知道，他們不是孤立的，他們有千千万万個网友做后盾！讓以后所有流氓“公仆”都知道，他們不可以一手遮天，千万千万個网友的眼睛在注視他們！
從高勤榮開始，改寫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我們自己的歷史！！！
附錄：反腐記者講了真話以后
１９９８年５月至１０月，《人民日報》、《南方周末》、中央電視台、《中國青年報》、《民主与法制畫報》、《農民日報》、《中華新聞報》等媒体先后報道了山西省運城地區耗費兩億多元搞假工程欺上瞞下的真相，“運城假滲灌
”成為轟動一時的丑聞。
兩年多時間過去了，反腐敗和打假成為全社會最受關注的焦點，而當年率先揭露“運城假滲灌”的記者命運如何呢？《民主与法制》２０００年第１９期以《披露〈運城假滲灌〉的記者在哪里》為題，揭示了造假工程的嚴重后果未予查處，而反腐記者高勤榮卻因証据不足的罪名被判入獄的反常現象。
我國法律明确規定，堅決保護檢舉揭發人。高勤榮身陷囹圄到底是罪有應得，還是遭到打擊報复？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初，本報記者以及一些中央新聞單位的同行赶赴山西對此案進行調查。
“皇帝什么也沒穿”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７日，對山西省運城的一些官員來講是一個膽戰心惊的日子。這天《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內部版刊登了《山西青年報》記者高勤榮的文章《山西運城搞假滲灌浪費巨額資金》，首次披露了山西省運城地區搞假滲灌、制造“大躍進”式的“政治工程”內幕。
這篇文章和其他新聞媒体的跟進報道終于讓運城有關領導的“一片苦心”曝于天下———
１９９５年夏天，由于山西運城地區万榮縣的部分農民們發明了土法滲灌技術，山西省有關領導決定當年全省農業節水現場會就在運城開，并安排在太原召開的全國農田基本建設現場會的代表到運城實地參觀節水滲灌工程。
這對于運城的一些領導來說，無疑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政治利好”消息。
運城地委、行署當即做出《關于大力發展農業節水滲灌工程建設的決定》，提出“當年完成１００万畝節水滲灌田任務”，并且“在本世紀末發展滲灌面積６００万畝”。
但是在接到通知時，運城的節水滲灌工程八字還沒有一撇。于是運城地區行署專員黃有泉親任節水滲灌工程指揮部總指揮，各級領導親臨一線督戰。
對運城的節水滲灌工程“全党全民總動員”、“超常規、大干快上”這种我們曾經耳熟能詳的字眼出現在領導的講話中，并被當地的媒体反复宣揚。
１９９５年８月４日、９月１６日，山西省和運城地區党政領導陪同“兩會
”代表參觀運城“節水滲灌工程”的照片終于如期登報。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３日，黃有泉在向省里遞交的《運城地區經濟工作匯報提綱》中說：“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全區累計投資２‧８５億元（其中干部職工借資１５００万元），完成滲灌控制面積１０３万畝，配套７６‧７万畝。”
而群眾証實，除了供“兩會”代表參觀的少數几個示范點是真的外，其他的全部都是突擊搶建的假滲灌池，純粹是為了應付參觀。
不少群眾對此非常憤怒，砸了一些滲灌池，警方派出大批人員，才确保參觀活動沒有出事。
高勤榮的報道刊發后，本報和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焦點訪談》以及眾多媒体于９月份連續推出揭露運城地區假滲灌的報道，轟動一時。
面對這個實在遮不住的丑，運城地區有關領導終于承認自身的錯誤。
“調查”陡然升溫
高勤榮的揭露報道發表后不久，山西省紀檢委的有關人員找到山西青年報社跟高“談話”，主要讓其回答３個問題：一、為什么要寫這份內參？二、寫內參的動机是什么？三、誰提供的線索？
山西省紀委有關領導事后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省紀委１９９８年年初就接到高的報告，調查后發現高反映的情況有很多不實之處；這樣，他們決定對高進行調查，記者也不能利用職務之便，胡亂反映情況。
記者了解到當時紀委對高的調查已經形成了初步結論，一位“辦案人員”材料說當時准備給高勤榮一個紀律處分，但高拒絕在談話材料上簽字。
不過，這時候對高的調查“溫度”還不算高，只涉及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由于高的態度很強硬，紀律處分也就暫時僵在那里。
直到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１６日，本報和中央電視台相繼推出揭露運城假滲灌的深度報道，這個給當地政治和經濟帶來嚴重后果的“大躍進工程
”再也無法掩蓋后，高勤榮的處境才急轉直下。
對高勤榮已經不是紀律處分的問題了，由山西省紀委牽頭的一個專案組住進運城建北賓館，開始了對高勤榮長達６個月的專案調查。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４日，高勤榮去北京反映情況時，被跟蹤而至的運城警方連夜帶回運城，紀檢、公安人員隨即搜查了高勤榮在太原的家，被扣物品名單上第一項是与后來被控案件毫無關聯的１０份《南方周末》（這一期報紙的頭條是揭露假滲灌的報道）。
在拘捕之前，公安机關并沒有查到對高收監的可靠材料，所有的“証据”都是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４日以后調查取得的。對于發表批評報道的記者，采取“先抓起來”的辦案方式，值得人們玩味。
高勤榮被指控的罪名是涉嫌受賄罪、詐騙罪、介紹賣淫罪。運城地區公安處和運城市檢察院均稱，本案是由山西省紀委移交的。
１９９９年４月，運城市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詐騙罪”、“介紹賣淫罪”，對高勤榮提起公訴。
關于３個罪名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８日，運城市法院以此案涉及“隱私”為由，不公開開庭審理高勤榮一案。
讓我們看看高勤榮到底是怎樣“犯了罪”———
“介紹賣淫罪”： 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０日凌晨１時左右，來自深圳某公司的張某、肖某在運城嫖娼時被抓，當時他們攜帶的一部錄像帶落入警方手里，在里面有高勤榮的影像。
原來張肖二人１９９６年６月份曾在太原嫖娼，為了“自娛自樂”，用攝像机自拍了全過程。此時，与他們認識的高勤榮恰好在客房外敲門，帶著自己９歲的女儿看望他們來了。結果高進門后被放在桌上未及關閉的攝像机拍了進去。
這盤“自娛自樂”的錄像帶几年后成了高勤榮“介紹賣淫罪”的証据之一。
另外的証据是，事隔兩年多以后，張、肖及賣淫女王某（本地人）突然向專案組出具了“証言”，都聲稱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０日那次嫖宿是“高勤榮介紹的
”。
這一點与當地兩名巡警在事發當天（７月３０日）上午對賣淫女王某和楊某的筆錄相悖：
警方問（王）：“你什么時間、在什么地方、怎樣認識張某的？”
王答：“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０日左右，我在運城大酒店從事關公基金會的籌備工作，張去大酒店要賬，在運城大酒店經理辦公室，通過經理介紹認識的。”
警方問（楊）：“你什么時間、在什么地方、怎樣認識肖某的？”
楊答：“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３日晚上１１時許，肖某和兩個男人（一個姓張，一個叫阿英）來到鑫源娛樂城唱歌時我們認識的。”
從兩名賣淫女的原始筆錄中看出，從他們認識到交易的全過程，均与高勤榮毫無關聯。
所有辦案人員都聲稱他們只是辦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對高勤榮的報道進行報复，但在沒有其他任何証据相佐証的情況下，法庭仍然認定兩名嫖娼者和一名妓女（未出庭）的“証言”————“事實清楚，証据确鑿”，因而以“介紹賣淫罪”判處高勤榮有期徒刑５年。
“詐騙罪”：１９９７年５月，山西青年報社集資建房，高勤榮回到運城向母親（离休干部）借了４万元，但這筆錢卻在運城大酒店的客房內被盜了（有報案紀錄為据）。
因案件暫時未破，而高急于返回太原交集資款，便向運城大酒店的總經理王志剛提出先從酒店借２万元。
高与王志剛是多年的老朋友，与前文所提到的張某和肖某也熟識，運城大酒店曾通過高引荐，向張肖二人所在的公司購買酒店用品，尚欠７万多元貨款未付清。
經過商量，高就從這筆貨款中臨時支取２万元，并由王志剛以及主管財務的副總及財務主管簽字批准。高在領款單上簽名：“高勤榮代領。”
一年半以后的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８日，恰在高被抓的前几天，運城大酒店突然向運城市公安局“報案”，聲稱高勤榮“以供貨方張某的名義從欠款中騙取２万元，給我酒店造成了經濟損失，現供貨方仍向我方追要所欠貨款７２３９０
‧２元”。
遺憾的是，這個“詐騙案”的几個重要當事人不能自圓其說：
辦案人員問王志剛：“高勤榮領走２万元后，張某知道嗎？”王答：“張知不知道我不清楚，我也沒有問。”
而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４日，辦案人員問張某：“高勤榮以你名義從大酒店領走貨款２００００元，你知道嗎？”張答：“我不知道。”并且他在口供中承認直到被詢問時，一直未向運城大酒店索要這７万多元貨款。
疑點就出來了：王志剛怎么知道被“詐騙”了？又怎么會在事隔一年多后突然去報案？
當記者向王志剛提出這個問題時，他閃爍其辭，話中有話地說，“現在回答的時机不成熟。”
高的辯護人指出，運城大酒店的“報案材料”明顯是假的。
“受賄罪”：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５日，運城地區河津市煙草公司查扣紅塔山香煙１３０件，運城市公安局巡警大隊副隊長程建國和他的表弟、這批煙的主人王軍學找到高勤榮，請高出面說情，因為他們知道高与運城地區煙草專賣局局長董寶林熟悉。
高沒法推脫，便請董在不違反原則的情況下，适當處理一下放行。王軍學在交納了２３０００元罰款后，領走了被扣的卷煙。
檢察机關在事隔兩年半后，突然指控高為此受收了程建國和王軍學送來的兩條玉溪煙和現金２５０００元，构成受賄罪。
高的辯護人則對高是否构成“受賄罪”提出了質疑：高勤榮在煙草行業管理方面無任何職權可以出賣，他找董寶林說情純粹是以朋友關系。而且眾所周知的是，一名普通記者的所謂職權，根本不足以讓一位地區煙草專賣局長依其意愿辦事。
受賄、詐騙、介紹賣淫，高勤榮這些所謂的“犯罪行為”，都是數年前發生的事情，現在又怎么集中地“暴露”出來呢？有的為什么連經得起推敲的報案人都沒有呢？記者采訪運城地區公安處處長燕和平時，他說了一句話：“這些都是巧合了。”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運城地區中級法院終審裁定，以“受賄罪”、“詐騙罪”、“介紹賣淫罪”分別判處高勤榮有期徒刑５年、３年、５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１２年。
揭假記者和造假官員
對一個記者的判刑如此嚴厲，對涉及假滲灌官員的處理又如何呢？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原山西省委書記胡富國在運城召開的“全省加強党建整頓作風工作會議”上說：“運城地區１９９５年提出要在半年時間內發展１００万畝滲灌，愿望是好的，但缺乏科學依据，頭腦發熱，盲目決策，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這就是思想作風問題的表現。對新聞輿論的監督批評，我們的態度是，一歡迎，二接受，三改正。”
“當時運城地區主要領導的出發點就是造假，以換取政治資本。”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記者先后兩次來到運城，所到之處，干部群眾仍然對假滲灌問題得不到處理而義憤填膺，紛紛向記者表示不滿。
記者獲得的消息，只有几個相關官員受到了不太重的党紀政紀處分。
早在去年初，運城的假滲灌問題就被山西省委列入全省“三講”的三件大事之一，但在有關部門，議論此事的處理仍然是很忌諱的。
山西省紀委辦公廳有關領導告訴記者，滲灌問題是山西的丑事，很不光彩，已經處理完了。但她既不肯給我們有關處理責任人的文件，也不愿接受采訪。
對高勤榮表示同情的一位當地領導說，不解決假滲灌的處理問題，就不可能最后解決高勤榮的問題，也沒有人敢向你們記者講真話，否則，就意味著更多的人陷進去。
而運城司法界一位主要領導指出，當地有些官員在假滲灌一事中已經涉嫌玩忽職守罪和濫用職權罪，該嚴懲的是他們。
截至本文發稿時，高勤榮仍在獄中，等待他的還有漫漫１０年刑期。 –
作者:記者 郭國松
稿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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