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說曾慶紅是目前中國大陸除江澤民之外最有權勢、權力含金量最高的人物，對這一結論大概不會有多少爭議。曾慶紅不僅手握著整個中共局級以上干部的升遷大權，而且還身兼中共許多秘密決策協調小組的要職，如組織人事、對台工作、党建工作、外交工作、國家安全、机构編制等，而曾所在的書記處則承擔這些党內決策小組的政策執行和具体協調工作；曾慶紅不僅是第四代接班群体中的核心式人物，而且在對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施加的個人影響上，無人能出其右。曾慶紅的權力含金量高，還在于他有資歷优勢、上層關系优勢，因特殊家庭背景而有的政治血統优勢。這些优勢的積累，使他不可能沒有巨大的政治抱負。
曾慶紅是一個极有爭議的人物。在党內左派看來，曾是幫助江澤民“炮制”三個代表的、隨時准備出賣共產主義的机會主義權術家；在体制內出身的反對派看來，曾慶紅有人情味、有能力、有現代意識和有抱負，是行情看好的政治股票。在体制外出身的反對派看來，曾慶紅是幫助江澤民抗拒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幫凶。在一般民眾看來，對曾的大致共識是，肯定其的能力与未來角色、琢磨不透其政治立場、顧忌其權謀。
這位長相与政治性格与陳水扁略有類似的大陸政治人物會有与陳水扁類似的政治作為嗎？隨著世代交替的迫近，曾慶紅正在越來越接近這樣一個節骨眼，要么如日中天，要么逐步失勢。如果找到出路，曾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步入末路，其個人不僅無法實現其抱負，甚至會落得一個可悲的下場。
從假定對曾的個人抱負持同情態度的旁觀角度來看，曾慶紅正處在一個通向末路与出路的交叉口上。如果胡錦濤与朱容基、溫家寶、李瑞環結成聯盟，并全面接班，如果江澤民大權旁落，做不成太上皇，若在此之前，曾慶紅仍未走出江的陰影，未能亮出自己的政治旗幟，曾极有可能与江澤民一道逐步步入乃至被打入冷宮。曾在五中全會上未能如愿升任政治局委員則是預示著曾可能步入末路的一點點預警的惡兆。這一結果不論是出于江澤民提攜不力，還是江澤民雖傾力相助、但在党內反江勢力的強大抵抗面前暫時退卻，都不能不讓人對曾慶紅在后江澤民時代的波云詭譎的政治漩渦中的歸宿產生几分猜測。這說明，江澤民對曾并不總是那么靠得住，
反曾的勢力比顯現出來的要大得多。
曾慶紅的難處在于若“功高鎮主”則見罪于江澤民，若“能力太強”會獲罪于胡錦濤。曾慶紅若能進入進政治局常委，明顯是江澤民為他十六大后繼續影響政局而布下的一顆棋子，除非他能即時有效地改變“棋子”形象。若江澤民完全退休，与江的親密關系同樣成為曾的巨大政治負擔，束縛曾的手腳。除非曾自己成為核心，否則非江姓的新核心一定會拒前“總管”而遠之。
曾慶紅對他目前的微妙處境，并非毫無覺察。曾慶紅月前在一家党內刊物發表談話，提出”干部人事制度要以擴大民主為改革方向”。在接受目前中共最大膽的報紙，中央党校的《學習時報》采訪中，曾慶紅借机表達了這樣的開明立場：“要正确處理好政治与學術的關系。党建理論研究是一种科研活動，要在堅持正确方針和理論導向的前提下，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活躍學術空气，繁榮學術研究，開展健康的學術爭鳴和學術討論，允許人們在認識世界和追求真理過程中有不同看法甚至出現某种偏差。即便是錯誤的思想觀點，也應堅持是什么問題，就按照什么問題解決的原則，不要隨意扣帽子、打棍子、抓辮子。”（該報2000年10月30日頭版）。相比之下，胡錦濤則反复強調，在指導思想上不能搞多元化。曾慶紅這种主動打開明牌的做法應屬明智之舉，但是這一思路仍然嫌動作太小，對中國目前的積弊和民眾的期待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而且這种僅局限于党內的小動作改革無法使四千万中共党員之外的普通民眾直接受益。對曾慶紅來說，僅有私下的動作，如給趙紫陽舊部房子、讓流亡人士探親、与民運分子接触、讓潘岳起草秘密政改報告，是不夠的，因為這些事情中下層干部不知道，普通民眾不知道，因而無助于改變曾的既有的“總管”形象。所以關鍵是要公開地舉旗幟。連江澤民都知道要有江思想，曾慶紅不會不知道旗幟對他自己的重要性，只怕是沒有舉起自己旗幟的勇气。而且，曾慶紅應該明白，中國人長期的苦難換來的結果之一，就是只給未來成功的、浮民望的政治家留下了一面旗幟，這面旗幟不是人民民主專政、不是三個代表、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也不是新權威主義、民族主義、儒家思想，而是自由、民主、改革。曾如果沒有勇气舉起這面旗子，就應該打消自己的政治抱負。
曾慶紅似乎已經証明了自己的謀事能力，現在到了証明自己有勇气的時候了。若曾真的有謀又有勇，胡錦濤當不是曾的對手。若曾有謀而無勇，只能坐失良机，把优勢眼睜睜地讓給對手。如果曾慶紅沒有膽識，江澤民就算是想扶也扶不起來。如果曾有膽識，就算是江不支持，也有出頭之日。
對曾慶紅來說，走一條末路易如反掌。若曾慶紅在政治改革上站在幕后，在鎮壓法輪功、民間民主運動和批判自由化上站在台前；只在幕后用權術，不在台前促改革，便不知不覺走上了末路。這正是他的對手所樂見的。一旦政改主動權和民主化的旗幟被体制內外的對手所搶走，曾就難有出頭之日，只有末路一條。這條末路是一條自然而然、唾手可得的道路，眼前的代价很小，但是最終的結局很慘。找到一條出路卻是非常艱難的。例如与江澤民适當地拉開距离，讓自己成為改革的旗手，讓江澤民變成自己的附和者，即逐步顛倒与江澤民的關系格局，逐步扭轉留給人們的大內總管形象，這正是曾慶紅必須做而難以做到的。
“找出路”的關鍵是“搶旗”。在爭搶改革与民主的旗幟上，曾有很大的优勢。曾比胡更為開明，在對改革方案的態度上比胡更為開放，更有計謀，与外界有更多的聯系，有更強的班底。胡的最大优勢只是他是名義上的接班人，盡管他目前的實際權勢不如曾慶紅。
曾應該明白什么是“得民心，浮眾望”，應設法為其不斷膨脹的權力賦予价值的內涵，否則，權勢將成為負擔。曾也許不輕易得罪江澤民，但是關鍵時決不應害怕得罪江澤民，除非曾能說服江支撐曾的旗幟。曾不僅不能与鎮壓法輪功、民運、反對自由化等有任何公開的、難以原諒的牽連，而且還應盡早樹立獨立的、同情民主与改革的政治家形象。
曾慶紅應表明自己有超越權力与權術之上的抱負，适時逐步拉”民主”做大旗，以自由民主改革作為挑戰胡錦濤正統接班地位的法寶。如果胡錦濤同樣能以“民主”大旗加以回應，則兩人之間的競爭能進入更高的境界，也許可以在民主的規則下磨合出共存之道。若兩人都不敢舉大旗，只顧使陰招，都只有末路一條。
（200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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