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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6日訊】 七﹑胡耀邦與鄧力群決戰前夕
1﹑擬建“軍機處”﹐不願給兆國當秘書（7月1日）
下午﹐進玉讓我看一個材料。這是他起草的關於書記處辦公室的任務﹑人員編製﹑機構設置的總體設想。他設想辦公室在實際上要成為中央文件總管﹐中央的參謀班子和首長的助手﹐可能有點象明代的翰林院或清代的軍機處。
辦公室下設5個組﹐黨群組﹑政治組﹑文化組﹑經濟組和綜合組﹐還設一個值班室。組長和副組長是局級和副局級幹部。而且每個組都對應地為一個中央領導服務。我擔心來勢過猛﹐成為眾矢之的。這樣一來﹐辦公室實際上成了正部級單位﹐中央辦公廳領導怎麼想﹖而且﹐工作沒有干起來﹐各組主要負責人尚未物色好﹐先拋出計劃﹐是否好﹖進玉答應考慮一下。
他問我﹐是否願意去給兆國當秘書。我考慮到辦公室剛剛撐起來﹐需要人﹐而我又不擅長當秘書﹐表示願意留在辦公室。
2﹑胡啟立搶政改旗幟﹐王兆國要試牛刀（7月2日）
（1）胡啟立召見﹐畫龍點睛點出“直接選舉”
啟立上午讓我去﹐說我和周杰同志去深圳調查的報告之一﹐關於蛇口改革幹部制度的情況﹐準備發“中央參閱文件”﹐讓我改一下。我們原來的標題是《蛇口從改革幹部制度﹑加強民主監督入手﹐促進黨風好轉》。我原以為把題目做得小一些﹐容易被領導同志接受。但啟立認為這個題目窄了點﹐要改成“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探索－－蛇口工業區試行直接選舉和民主監督”。原稿沒有意渲染“競選”。啟立說﹐只寫任期制﹐沒有抓住實質﹐實質是實行差額直接選舉﹐候選人進行書面和演講答辯。我當然樂意修改。正趕上小平同志再三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大家膽子都大起來了。啟立大概不想落後。
（2）給兆國準備在中央黨校的講話稿
晚上在勤政殿小會議室開會。兆國﹑家寶出席﹐討論兆國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的起草工作。這個講話對兆國非常重要﹐這是他在書記處份管組織工作後的第一次公開講話﹐而且是在中央黨校對各地高級幹部講。
我主張要講政治體制改革。會後組成了一個起草小組﹐陳福今負責﹐方兆祥（安慶市委副書記﹐中央黨校畢業班學員﹐借調來的）﹑華建敏（上海機電研究所副所長﹐是方的同學）和我參加。我還推薦了這次在洛陽開會發現的一個人才﹐王至元﹐進玉決定即與北京市聯繫﹐讓他明天上午就來上班﹐借調兩個月。
3﹑“講話稿政治”（7月3日－－7月15日）
（1）不能留把柄（7月3日－－7月10）
兆國的講話稿第一稿付印。下午兆國﹑家寶主持大家討論。討論的結果﹐我有兩個印象﹕一是寫這類東西﹐出新思想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通篇不要讓人有把柄可抓﹐如果被人攻倒一點﹐通篇就完了﹔二是起草這類東西的人﹐能否成功﹐靠碰運氣﹐路子熟的﹐對各方面領導情況了解多的﹐運氣就好﹐寫出的東西就容易通過。
（2）平衡各方面關係（7月12日）
又改了一稿﹐大家都很辛苦。寫這樣的稿子﹐真正的困難不在於表述思想﹐而在於照顧各方面的關係。稿子不能份量輕﹐又不能份量過重。輕了﹐兆國不滿意﹐啟立那裡也通不過。太重了﹐就有蓋上之嫌﹐反而害了兆國。所以﹐我們勸進玉刪去講話稿裡透露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內容的一段文字。還要照顧到國務院﹐把文件中有關政府機構膨脹的內容也刪了。
（3）兆國擔心耀邦的名字出現太晚（7月13日）
週日也不得休息﹐到單位看兆國講話稿。
下午兆國﹑家寶主持討論第三稿。兆國說﹐他最擔心兩個問題﹕一是在講話中耀邦的名字出現太晚了﹔二是說五十多歲的幹部該提的要提﹐這是啟立關照要說的﹐但鬧不好﹐可能出漏子。
（4）啟立嫉妒﹐耀邦欣賞（7月15日）
夜裡將兆國的講話稿改了最後一稿。主要作了三點修改﹕一是引用中央領導講話﹐在引用誰﹐引用次數多少﹐先引後引方面作了補充調整﹐讓耀邦出現得早了些﹐增加了一段紫陽的論述﹐又補引了陳雲的一段話﹔二是適當減輕了點份量﹐應當說﹐起草這個稿子所花的功夫﹐比起草啟立五一講話稿所花的功夫要大得多﹐而且用了同樣莊嚴的題目﹕“中青年幹部的歷史責任”﹐啟立講話稿題目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我一開始就擔心啟立有看法﹐沒有在講話題目上把他放在高于兆國的特殊位置。果然﹐啟立不同意用這個題目﹐只好暫時擱置﹐使兆國的講話成了“無標題音樂”。為了便於讓啟立同意兆國這篇講話稿﹐進玉故意在啟立的秘書楊仲瑜面前放風說﹐稿子平了點。啟立當真聽信了秘書的話﹐同意了。三是把“五十多歲的幹部該留的留下﹐該提的提”改成比較模糊的提法。
到現在我才明白﹐寫這類政治性文件﹐絕非易事。這不是一般的寫作活動﹐而是政治活動。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政治藝術品。不了解內幕的人﹐很難欣賞到這種藝術的精湛之處。耀邦能夠欣賞﹐他拍兆國的肩膀說﹕“我知道﹐你也難呵。講一篇話﹐要照顧各方面的關係。”
4﹑書記處辦公室“政治體制改革資料編輯組”成立（7月16日－－7月17日）
16日﹐進玉找我﹐說室裡和廳裡決定成立一個政治體制改革資料編輯組﹐福今牽頭﹐讓我實際負責﹐從各組抽調6個人參加﹐他們是丹剛﹑至元﹑建平﹑毅亭﹑永社和蘇莉。他說﹐要通過實際工作﹐對大家有幫助﹐才能樹立威信。
誠德來電話﹐說部裡已通知他﹐讓他當厚澤的秘書。
17日﹐進玉召集福今﹑至元﹑丹剛﹑建平﹑永社﹑蘇莉﹑毅亭和我開會﹐佈置編輯政治體制改革參閱資料的任務。進玉宣佈﹐福京抓總﹐我具體負責。
資料分六個部份﹕黨政分工﹑幹部制度﹑法制﹑民主﹑機構和總論。一人負責一部份。每部份選材範圍要儘可能廣泛﹐包括中央文件﹑領導人講話﹑調查報告﹑理論論著或文章﹑會議材料﹑內部情況反映和翻譯材料等等。資料對上述主題要從多方面論述或進行分析﹐比如歷史沿革﹑中外比較﹑現狀分析﹑以往改革的成敗及其原因分析﹑當前改革的設想（近期或中長期目標﹑條件和制約因素﹑實施方法和步驟﹐等等）。每個方面編一本﹐供中央領導參閱﹐約15萬字左右。
5﹑中央批准“軍機處”計劃（7月19日）
下午召開全室會議﹐傳達中央指示。中央已批准書記處辦公室上報的請示報告﹐關於辦公室的組織機構和任務性質問題﹐已有了明確規定。
進玉說﹐從下週開始﹐中央進入暑期辦公階段﹐中央首長大部份都要到北戴河辦公﹐北京中南海開始唱空城計。
6﹑“暑期共產主義”（8月13日）
已有20天沒寫日記﹐本來可以補寫﹐為了不被它拖得喘不過氣來﹐自己給自己免除了這筆債務。
這20天活得真不自在﹐沒有讀書﹐沒有寫東西﹐心裡總有一種負疚感。到北戴河過了一周“暑期共產主義”的貴族生活﹐也沒有感到快樂。一夥人﹐整天互相陪﹐游泳﹐打牌﹐下棋﹐游孟姜女廟﹑山海關﹑燕塞湖﹐嘻笑逗樂。我嘗到了懶散的滋味﹐心裡悶得慌。該做的事不馬上動手﹐可能就永遠動不了手了。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身不由己﹐被茫茫世事裹挾﹐想稍微留步﹐停下來思考一下﹐或挽回一點敗局﹐已成為過高的奢望了。
7﹑奇怪的鐘擺（8月14日）
讀《美國政治制度的分權原則》﹐使我產生一個想法﹐世界各國象一個個巨大鐘擺﹐在各種不同的力的作用下﹐來回擺動。有的從這邊擺象那邊﹐有的從那邊擺向這邊﹐但漸漸地﹐擺速趨緩﹐慢慢接近一個共同點。比如西歐與美國﹐從放任的市場經濟擺向有政府插手的市場調節﹔蘇聯﹑東歐與中國﹐則由完全的政府統制﹐擺向有計劃的市場調節。再如﹐一些地方政府權力過大的邦聯制國家﹐如1787年製憲會議前的美國﹐擺向中央政府權力增大這一邊﹐而中國與蘇聯會不會由過於集中的中央集權﹐擺向一定的地方分權﹖
不過﹐中國的鐘擺有點特殊﹐它總愛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缺乏漸進的過渡。這不﹐由獨立性很強的春秋諸侯國﹐一下擺到極端專制的大一統秦國。如果要向另一邊擺動﹐也不會是擺向聯邦制或邦聯制﹐而可能擺向分裂。中國人也是奇怪的鐘擺﹐總是在強盜與皇帝﹑主子與奴才﹑至善與極惡之間擺動﹐不是欺壓人﹐就是受欺壓﹐與別人平等相處﹐還沒有這個習慣。
8﹑給鄧力群畫像（8月15日）
京耀來﹐談起鄧力群那一夥人﹐我們都嘻笑怒罵。他正在看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有人說﹐你不必看那本書﹐看鄧力群﹑胡喬木就夠了﹐他們比醜陋還要醜陋。有好事者﹐送給胡喬木和鄧力群一副對聯﹐上聯是“論文章江郎才盡”﹐下聯是“論整人黔驢技窮”﹐橫批是“可以休矣”。
9﹑胡耀邦與鄧力群在六中全會決定上的爭奪戰開始（8月16日）
進玉從北戴河回來﹐當即召集各組負責人開會﹐我參加。彙報完情況後﹐進玉說﹐有幾件重要工作要特別抓一下。他特別強調要學習六中全會關於精神文明決定的稿子﹐要統一思想。
這個稿子在起草過程中﹐有些不同意見。有人認為稿子寫得不過癮﹐沒有提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一開始﹐薄一波不贊成搞什麼決定。針對這種情況﹐書記處決定一個一個地做工作﹐由啟立﹑兆國﹑家寶一個一個去談﹐去說明﹐爭取通過。情況不錯。書記處在北戴河開了一天會﹐討論三稿﹐啟立介紹了起草經過。李鵬﹑田紀雲﹑王兆國﹑姚依林﹑喬石都發言﹐基本肯定稿子﹐只提了個別意見。
鄧力群講了一個多小時﹐提了兩點意見。一是這個決定與十二大以來的其它文件之間缺乏連貫性﹐我想他主要是指二中全會反精神污染的內容﹔二是反映近幾年來的新經驗﹑新問題不夠﹐新問題大概是自由化和精神污染之類。
楊尚昆發言﹐對文件也給予肯定。薄一波也肯定了。紫陽發言指出﹐連續性當然要﹐但把要把說過的話都說一遍也難﹐還是要有新話。給耀邦最大支持的顯然還是紫陽。胡喬木先前說沒有什麼意見要講﹐可是臨到書記處開會前﹐他讓楊尚昆帶來意見﹐說文件不成熟﹐建議下午的書記處會議不開了。中央認為﹐取消經過討論決定的書記處會議的理由不足﹐會議照常進行。
進玉還講﹐要加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調研工作﹐說我們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要趕快送材料﹐要研究書記處的工作如何改進﹐要多一點戰略﹐少一點戰術。
10﹑政治體制改革初遇冷風（9月2日）
書記處今天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我為會議準備的材料﹐已經送上去了。
我松了一口氣﹐到南海邊散步。清涼的秋風吹來﹐我又一次感到人生的悵惘。在秋風的吹拂下﹐我有過一些美好時光﹐而瞻望未來﹐我情緒消沉。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能夠活下來﹐但都不會激動人心。未來的生活似乎已墮入枯井﹐沒有亮色﹐沒有波瀾﹐沒有濤聲……
我這一輩子﹐一誤再誤﹐由一個潛在的詩人﹐變成一個未成名的理論家﹐又變成一個官場“太監”﹔由一個自由自在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丈夫﹐一個父親。繩索越來越多﹐越來越緊。我感到窒息﹐感到無望。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無能為力﹐一籌莫展。似乎到了要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了……
昨天去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和政治學所聯合召開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會﹐人們情緒激動﹐慷慨陳詞﹐要求言論自由﹐要求討論政治問題﹐要求黨放棄高度集權﹐要求理論徹底﹐要求根除封建主義。有一位發言者說﹐某位中央領導提出﹐不能把一切都說成是封建主義。發言者問道﹕“為什麼總有人聽不得人們反對封建主義﹖”
我知道他們冷嘲熱諷的是誰﹐是胡啟立。中宣部副部長滕騰參加全國省報總編輯會議之前去見啟立﹐啟立講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其中有三點使人反感﹕一是說我們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為了搶旗幟﹔二是說不要提什麼兩黨制﹑設計院﹐使我們又面臨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三是說不要把一切都說成是封建主義。這些指示不脛而走﹐傳為奇談。不過﹐啟立不會自己發明什麼說法﹐他這樣說﹐可能是有來頭的。他的話﹐可能是給還沒有真正開始的政治改革吹來的冷風。
——原載《中國之春》七月號（http://www.china-spr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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