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突尼斯革命緣於民眾權利意識覺醒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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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1月31日訊】對西方世界來說,突尼斯發生的“茉莉花革命”實屬不期而至。根據西方媒體的解說,導致這場革命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經濟困難導致的高失業率、腐敗、總統本•阿裡的獨裁。這只革命“蝴蝶”扇動的風不止吹皺了埃及等非洲國家的一塘春水,遠在亞洲的中國對這場革命的反應更是異乎尋常地強烈,只是在朝在野觀察這場革命的角度完全不同。

發展經濟並非建構政治合法性之途

先說中國民間社會的反應。此次突尼斯革命的導火線是一個小販(身份是失業大學生)自焚。而中國人這幾年面對因各種原因而自焚的同胞幾乎陷入麻木狀態,失業率高達27%,遠高於突尼斯的13.1%。面對突尼斯革命,渴望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所思所想的是一個問題:為什麼同類事件在中國屢屢發生,卻無法引發這樣一場革命?中國什麼時候才有發生這種革命的可能?

對於中國當局及其智囊群體而言,他們考慮的方向正好與民間社會相反。因為突尼斯革命證明中共過去30年深信不疑的“真理”——“只要保持經濟發展,就能維持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成了謬誤。因為按國際社會各種相關的經濟社會指標體系的測評,突尼斯在不少方面優於中國。且看:

突尼斯經濟發展成就被譽為“突尼斯奇跡”。與中國一樣,本•阿裡採取積極的對外開放姿態,以各種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每年GDP增長保持在5%左右。2007年達沃斯論壇曾把突尼斯評為經濟上最具競爭力的非洲國家,領先於南非。目前,突尼斯的人均收入大約有4000美元(中國約為3600美元)。

2009-2010年度世界經濟競爭力論壇年報顯示,在經濟競爭力、抵禦金融危機、通訊和資訊技術促進和生活品質改善等方面,突尼斯在133個國家排名中名列非洲第1、世界第40。《經濟學人》雜誌通過對收入分配、地區差異、行政機構狀況、社會安定以及民主等基本標準的評估,列出世界各國政局排名榜,在165個國家中,突尼斯位居世界第32位、阿拉伯國家中第5位和非洲國家中第2位。從廉潔度來說,根據透明國際2010年最新排名,突尼斯全球排名第59位,屬於還算廉潔的國家。中國同年列在第78名。

突尼斯比較注重民生,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實行對基本食品物價補帖的社會福利政策,90年代後改為縮小補貼範圍,減少補貼費用,分期提高基本食品價格,但保護困難戶和低工資收入者的購買力。2001年全國78%的人擁有自己的住房,74%的居民享受醫療保險,8%的居民持有免費醫療證。2006年,社會保障覆蓋率達90.4%。據突尼斯政府網站介紹:大約3/4的突尼斯人自認為是中等階層(有趣的是中國各階層都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約80%的突尼斯家庭擁有自購住宅,貧困率下降到了4%,農業人口只占總人口的25%左右。

突尼斯還實行9年一貫制免費教育,大學入學率為31.7%。與中國百姓被住房、醫療、教育等新三座大山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並為高通脹所苦的狀況相比,突尼斯人民的痛苦似乎相對要低得多。

革命的爆發緣於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

從政治經濟狀況來看,突尼斯的模式與蔣經國時期的臺灣有點相似,政治統治屬於威權統治模式。統治者希望通過經濟高速增長來構築政治合法性(稱為“麵包契約”),1957年結束法國殖民統治成立突尼西亞共和國之後,布林吉巴先成為第一任總統,繼而成為終身總統。現任總統本•阿裡自1987年接任總統之後,其所在的憲政民主聯盟獲全部議席,成為永久性的執政黨,本•阿裡為使自己成為該國永久的執政者,不斷修改憲法,取消總統連任次數的限制,並將總統候選人的年齡上限增至75歲。這些當然都是迷戀權力的本•阿裡為自己量身定做的規定。

但本•阿裡除了留戀權力之外,在有些方面還比較開明,他與中共統治者最大的不同是沒採取意識形態教育與控制媒體的愚民政策。自1987年以Change為口號登臺執政之後,除了追求經濟發展之外,他還將捍衛人權、擴大民主作為優先的執政目標,1993年設立“總統人權獎”來激勵人權事業。本•阿裡擴大了憲法委員會的許可權以監督總統和立法機構選舉,還將立法機構的一院制改為兩院制;他宣佈廢除了多項對新聞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許私人經營報刊與電視臺;突尼斯民眾可以通過網際網路、衛星電視和外國報刊接觸外部資訊;他還廢除了“誹謗公共權威罪”,允許多黨制,歡迎在野黨參與政治討論和政治競爭,政府甚至為反對黨的正常活動提供資助。2009年執政黨憲政民主聯盟在眾議院的議席是161席,其餘7個在野黨為53席;他支援工人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允許工人罷工。2009年,本•阿裡以接近90%的得票率連任總統,任期到2014年。

本•阿裡這些舉措無疑都有助於提高突尼斯國民的素質(而中國政府則熱衷於通過意識形態教育愚民),隨著受教育人群的增多,突尼斯人的權利意識日漸覺醒。人們認識到了本•阿裡威權統治極不光彩的一面:第一,突尼斯從未經歷通過投票箱轉移權力的過程,1987年,本•阿裡將“終身總統”布林吉巴趕下臺,宣佈突尼斯再也不需要終身總統,還用憲法規定每任五年,最多只能連任兩屆。但此後本•阿裡卻食言而肥,通過修改憲法等各種手段讓自己盤踞總統寶座長達23年,直至最近被趕下臺。第二,與所有的威權型統治者一樣,本•阿裡長期執政所享有的特權使其家族壟斷了許多社會公共資源。幾乎所有的報導都談到本•阿裡家族掌控國家經濟,第一夫人窮奢極欲,人們將其比之為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夫人的腐敗劣跡。第三,“麵包契約”讓人民滿足於經濟上的小康或者富足,但政治上處於無權的狀態不能成為現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礎。突尼斯中等階層在政治上普遍希望對社會公共資源及時進行調整,對本•阿裡的政治專斷和長期執政日益不滿,傾向于建立競爭型、輪替型的民主政治生態。

可以說,與其說突尼斯這場“茉莉花革命”源於經濟危機或發展困境,不如說緣於突尼斯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及其對政治變革的訴求。

與歷史上多次汲取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亡黨亡國”教訓一樣,中國當局當然會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中吸取教訓,其中最大的教訓應該是認識到發展經濟不能構築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來源。但吸取教訓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僅僅從本黨利益出發考量,繼續剝奪民眾的生存權以自奉,同時堵塞社會利益訴求管道,加大維穩力度,任由高壓鍋的蒸汽繼續膨脹;二是從中國的前途與民眾利益出發考量,為公民社會的成長搭建制度平臺,在合適的時候開放報禁與黨禁,實現社會的和平轉型。

胡錦濤此次訪美,特別提出“美中關係四要點”,其中包含“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的選擇”。以此觀之,中共只可能從本黨執政權出發考量利弊得失。剩下的兩個問題就是:天價維穩的局面還能撐多久?中共統治結束後留給中國人民的是個什麼樣的爛攤子?

──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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