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
1910 年秋，受革命形勢的召喚，黃侃來到武漢，在武昌參加了文學社和共進會。又在家鄉蘄春組織了一個名為孝義會的革命團體。武昌起義時，黃侃奔赴漢口，親身參加了第一線的戰鬥，與詹大悲、何海鳴、溫楚珩等併肩作戰。後漢口不支，形勢緊迫，黃侃急回家鄉召聚孝義會，擬奪取縣城武器，組織民軍馳援漢口。但遭清軍水師襲擊，此事不果。這時漢口已失守，黃在九江巧遇前去上海求援的詹大悲，二人一起來到上海。（參張全盛《國學大師黃侃》，載於《名流成功之路》，中國文史出版社）
1911 年10 月武昌起義爆發，不久黃岡光復。因躲避追捕而隱姓埋名，在老家教書的熊十力參與其事。此後，熊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參謀。這年臘月，「黃岡四傑」李四光、吳崑、劉子通、熊十力在武昌雄楚摟聚會賦詩，慶賀光復。
武昌起義爆發時，章太炎正在東京講學，聽到起義的消息，立即回到上海。這時，章與孫中山的政見分歧增多，一是反對在上海建立臨時政府（南京光復後，遷南京），認為應該先承認武昌的臨時政府；二是提出以五色旗作為國旗。
和而不同
辛亥革命是一場包容性很強的革命，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參入，而包容性也正是辛亥革命領導者的性格特徵。例如：孫中山與章太炎之間在意見上存在某些分歧和齟齬，但這並不會妨礙兩人的交往與合作。孫中山先生提出「中華民國」這一國號。章太炎先生則著文一篇，標題是〈中華民國解〉，引古論今，對國號作了經典、精闢的闡述。1917 年，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在廣州召集非常國會，孫先生被選舉為軍政府大元帥，章太炎則擔任軍政府秘書長。有分歧是難免的，關鍵在於寬容、公義的處事態度，開創新時代的民權、民族、民生革命，離不開求同存異的精神。
當1917 年10 月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爆發時，熊十力則來往於湘、桂之間，參入湖南民軍事務，為護法運動奔走，後赴廣東任職於護法軍政府。（參閱郭著《熊十力傳》第一章）1918 年的時候，三十五歲的熊十力脫去戎裝，由軍人決志向學，以修養自身、增進國民道德為己任。這一次是熊十力人生之路上的一大轉變。
孫中山逝世時，在靈櫬奉安大典上，章太炎曾手挽一聯，表達了對孫中山先生的敬重之情：「洪以甲子滅，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間成敗異；生襲中山稱，死伴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指袁世凱。挽聯說，孫、袁二人成敗迥異，孫中山先生功在天下、名垂後世。
作為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大學者，太炎在革命「晚輩」面前表現出一些孤傲，似乎還不能算很不近乎人情。有人稱太炎為「章瘋子」則頗為過分，坊間的一些傳聞多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在太炎與蔣介石先生之間的關係上，也有類似的捕風捉影。章太炎弟子陳存仁的一則回憶，似可糾正這個「誤傳」。陳存仁是中醫專家，年輕時曾拜章太炎為師。據陳的回憶，有一年某日，章太炎在杭州的樓外樓飯店用餐，正好蔣介石也在這裡用餐。蔣先吃完飯，臨別時少不了寒暄幾句，走過來與章打招呼問好，詢問章的近況，又將自用的手杖送給章。陳寫道：「章師對這根手杖倒很鍾心，稱謝握手而別。次日，杭州各大報大登這件新聞，說章師『杖國杖朝』，蔣主席對故舊極為關懷。」（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第三章，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既然是憑記憶，枝節上的誤差在所難免，但在大體上應該還是合乎事實的。蔣介石先生向章贈送自己正在使用的手杖，章太炎則對這件禮物頗為滿意，「稱謝握手而別」。足見蔣、章關係其實也還融洽，種種傳聞之中，恐怕還少不了刻意的渲染和抹黑。
反共心志
章太炎從來視中共為中華之異類、敗國害民之徒，因而，當年曾經發表公函反對「國共合作」。章太炎認為，這時國內問題雖多，重點則在於「注意如何打倒赤化」（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第849頁，中華書局。以下簡稱湯編《太炎年譜》），可謂遠見卓識。對於馮玉祥，章認為此人「反復已多」、「患邊疆者蘇俄，而延致蘇俄者為馮玉祥」，並說「應將馮俄密約從速取消，其赤俄所派軍人黨人前來參預軍事、宣傳主義者，立即驅逐」。（湯編《太炎年譜》第850、 851 頁）當時報載，「章氏（太炎）於反赤化事，進行甚猛」（湯編《太炎年譜》第852頁）。
1926 年3 月20 日，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章太炎當即在上海組織「反赤救國大聯合」，在成立大會中，與會者「推章太炎（為）主席」，通電全國反對「赤化」，電文有「赤禍日熾，漢奸公行，以改革經濟為虛名，而招致外患為事實，不亟剪除。年來海內有識之士，思所以抵禦之者，大不乏人，反赤之聲，洋洋盈耳，足徵人心未死，公道漸昌。」（湯編《太炎年譜》第855 頁）在「反赤救國大聯合」第一次幹事會宣言中又表示，「反對赤化，實為救國之要圖」，「過激派欲以赤化亡人國，詭譎變換，其後患也難知」。（湯編《太炎年譜》第861 頁）。因此，對於蔣先生1927 年的「分黨」（與共黨分道揚鑣），章必定會大為讚揚。那時，各地均湧現出不少反共救國的組織，如：「中華民國反赤同盟會」、「中華國民制赤會」、「反赤同盟會」等。
1936 年春，章為參加剿匪的二十七軍軍長李雲傑撰寫墓誌銘，稱中共為「賊」，（湯編《太炎年譜》第973 頁）這是太炎本心的流露。1936 年6 月，此時東三省已經淪陷，章太炎為抗戰獻策，提出：「（將中共）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要點是將中共 「驅使出塞」，迫使其真正參加抗戰。又說：「蓋聞兩害相較，則取其輕，與其使察、綏二省，同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黨之危害輕也。」（見湯編《太炎年譜》第975 頁）章始終認為中共是中華的禍害，但在日寇入侵之際，如能使中共處於塞外，其危害自會大為減輕。當然，中共懷揣著借日本侵略之時機蓄養勢力的如意算盤，決不會去塞外前線與日軍作戰。
可以說，章太炎終其一生都是反共、反赤化的。熊十力則對中共存有一線僥倖之心，在大陸陷落之時不肯離開，因此事還與弟子徐復觀鬧翻。
徐復觀曾身任總統侍從官的要職，被授予少將軍銜，為蔣介石核心幕僚之一，參與機要。後來徐拜熊十力為師。到臺灣後潛心鑽研儒學，學問更加精湛，成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大陸傾覆之際，徐復觀勸老師熊十力離開大陸，老師反而執意要徐留下來，並請徐復觀幫他在中央大學謀一個教職。在這裡，熊表現出頗多不諳世事的學究氣，近於迂腐。所以，即將赴台的徐復觀，回信譏諷「直接去問毛澤東先生中大可去否」。（見周為筠著《在臺灣：國學大師的1949》，金城出版社）此次一別，即成師徒二人的長訣。
1949 年大陸淪陷之後，熊十力還是先被優待了一小段時間。或許，大陸淪陷之初，熊十力對中共有過一絲幻想，但熊似乎從未申言「擁共」。從內心而言，中共的理念與熊的理念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是時勢所迫，希翼能相安無事，自己可做點學問而已，這才是真真確確的實情。不過，即使這樣合情合理的一點要求，也不可能得到滿足。隨著時過境遷，針對附共名流的那一點虛假溫情面紗悉數撕去，大陸社會、政治環境更趨惡化，熊十力少不了屢遭批鬥、抄家的命運。徹底的心灰意冷之餘，熊以八旬高齡憤而絕食抗議，隨即罹患肺炎而終。
國學泰斗
章太炎是民國初期的古文經學大家，浙江餘杭人，年輕時曾師從清末古文經學大師俞樾，著述頗豐。著作編入《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遺稿則編成《章氏叢書三編》。 其中，《訄書》是章太炎研究儒學經典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心得，涉及面較廣泛，在研究方法上則兼采中西，洋洋灑灑，可說是章的國學思想的自然流露。
黃侃對章太炎執弟子之禮，後來又師從經學大家劉師培，為的是繼承劉的家學（主要是《三禮》之學）。黃侃在音韻學上成就最大，整理出了一個完備、精密的上古音韻體系。黃侃雖為國學大師，生前卻未出版過任何著作。後人整理的重要著述有《音略》、《說文略說》、《爾雅略說》、《集韻聲類表》、《文心雕龍劄記》、《日知錄校記》、 《黃侃論學雜著》等。《文心雕龍劄記》則是漢語語法方面的重要著述。
熊十力雖讀儒學之書，起初卻入的是佛學之門，曾在南京跟從佛學家歐陽竟無學習法相唯識學。後又由佛學轉研儒學，後來成為著名的儒學家，也可稱為國學家。熊十力的儒學思想融入了某些西方哲學、心理學觀點，並受佛學的影響較深。著述豐厚的熊十力，被認為是新儒家的傑出代表人物。熊十力的主要著作有《新唯識論》、《十力語要》、《論六經》、《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雖然大陸沒有什麼學術環境，熊還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寫了幾本厚厚的書（《原儒》、《體用論》及《明心篇》、《乾坤衍》、《存齋隨筆》），自然是原來的老底子。
這三位國學家都在辛亥革命中建立過或大或小的功勳，又都有顯赫的學術成就，均為人特立獨行、品行也清高。甚至還有相似的「缺點」，間或表現出些許的狂放及言語尖刻，也算是瑕不掩瑜吧。＠
（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全文完）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