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一个讀书人:章太炎 黄侃 熊十力

三位参加辛亥革命的国学家(三)

一匡天下古今同
行 易

武昌起义点地图(《东京日日新闻》报于1911年11月3日随报附赠之武昌起义地图,当时图说为:《最新调查清国大地图革命动乱地注点》)。(取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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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

1910 年秋,受革命形势的召唤,黄侃來到武汉,在武昌參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又在家乡蕲春组织了一个名为孝义会的革命团体。武昌起义时,黄侃奔赴汉口,亲身參加了第一线的战斗,与詹大悲、何海鸣、温楚珩等并肩作战。后汉口不支,形势紧迫,黄侃急回家乡召聚孝义会,拟夺取县城武器,组织民军驰援汉口。但遭清军水师袭击,此事不果。这时汉口已失守,黄在九江巧遇前去上海求援的詹大悲,二人一起來到上海。(參张全盛《国学大师黄侃》,载于《名流成功之路》,中国文史出版社)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爆发,不久黄冈光復。因躲避追捕而隐姓埋名,在老家教书的熊十力參与其事。此后,熊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參谋。这年臘月,“黄冈四杰”李四光、吴崑、劉子通、熊十力在武昌雄楚搂聚会赋诗,庆贺光復。

武昌起义爆发时,章太炎正在东京讲学,听到起义的消息,立即回到上海。这时,章与孙中山的政見分歧增多,一是反对在上海建立臨时政府(南京光復后,迁南京),认为应该先承认武昌的臨时政府;二是提出以五色旗作为国旗。

和而不同

辛亥革命是一场包容性很强的革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參入,而包容性也正是辛亥革命領导者的性格特征。例如: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在意見上存在某些分歧和龃龉,但这并不会妨碍兩人的交往与合作。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华民国”这一国号。章太炎先生则著文一篇,标题是〈中华民国解〉,引古論今,对国号作了经典、精辟的阐述。1917 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孙先生被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则担任军政府秘书长。有分歧是难免的,关键在于宽容、公义的处事态度,开创新时代的民权、民族、民生革命,離不开求同存異的精神。

当1917 年10 月孙中山先生領导的护法运动爆发时,熊十力则來往于湘、桂之间,參入湖南民军事务,为护法运动奔走,后赴广东任职于护法军政府。(參阅郭着《熊十力传》第一章)1918 年的时候,三十五岁的熊十力脱去戎装,由军人决志向学,以修养自身、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这一次是熊十力人生之路上的一大转变。

孙中山逝世时,在靈榇奉安大典上,章太炎曾手挽一聯,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敬重之情:“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異;生袭中山称,死伴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指袁世凯。挽聯說,孙、袁二人成败迥異,孙中山先生功在天下、名垂后世。

作为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大学者,太炎在革命“晚辈”面前表现出一些孤傲,似乎还不能算很不近乎人情。有人称太炎为“章疯子”则颇为过分,坊间的一些传闻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太炎与蒋介石先生之间的关系上,也有類似的捕风捉影。章太炎弟子陈存仁的一则回忆,似可纠正这个“误传”。陈存仁是中医专家,年轻时曾拜章太炎为师。据陈的回忆,有一年某日,章太炎在杭州的樓外樓饭店用餐,正好蒋介石也在这裡用餐。蒋先吃完饭,臨别时少不了寒暄几句,走过來与章打招呼问好,询问章的近况,又将自用的手杖送给章。陈写道:“章师对这根手杖倒很钟心,称谢握手而别。次日,杭州各大报大登这件新闻,說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三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既然是凭记忆,枝节上的误差在所难免,但在大体上应该还是合乎事实的。蒋介石先生向章赠送自己正在使用的手杖,章太炎则对这件禮物颇为满意,“称谢握手而别”。足見蒋、章关系其实也还融洽,种种传闻之中,恐怕还少不了刻意的渲染和抹黑。

反共心志

章太炎从來视中共为中华之異類、败国害民之徒,因而,当年曾经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合作”。章太炎认为,这时国内问题虽多,重点则在于“注意如何打倒赤化”(見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49页,中华书局。以下简称汤编《太炎年谱》),可谓远見卓識。对于冯玉祥,章认为此人“反復已多”、“患边疆者苏俄,而延致苏俄者为冯玉祥”,并說“应将冯俄密约从速取消,其赤俄所派军人党人前來參预军事、宣传主义者,立即驱逐”。(汤编《太炎年谱》第850、 851 页)当时报载,“章氏(太炎)于反赤化事,进行甚猛”(汤编《太炎年谱》第852页)。

1926 年3 月20 日,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章太炎当即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聯合”,在成立大会中,与会者“推章太炎(为)主席”,通电全国反对“赤化”,电文有“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不亟剪除。年來海内有識之士,思所以抵御之者,大不乏人,反赤之声,洋洋盈耳,足征人心未死,公道渐昌。”(汤编《太炎年谱》第855 页)在“反赤救国大聯合”第一次干事会宣言中又表示,“反对赤化,实为救国之要图”,“过激派欲以赤化亡人国,诡谲变换,其后患也难知”。(汤编《太炎年谱》第861 页)。因此,对于蒋先生1927 年的“分党”(与共党分道扬镳),章必定会大为赞扬。那时,各地均涌现出不少反共救国的组织,如:“中华民国反赤同盟会”、“中华国民制赤会”、“反赤同盟会”等。

1936 年春,章为參加剿匪的二十七军军长李云杰撰写墓志铭,称中共为“贼”,(汤编《太炎年谱》第973 页)这是太炎本心的流露。1936 年6 月,此时东三省已经淪陷,章太炎为抗战献策,提出:“(将中共)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要点是将中共 “驱使出塞”,迫使其真正參加抗战。又說:“盖闻兩害相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危害轻也。”(見汤编《太炎年谱》第975 页)章始终认为中共是中华的祸害,但在日寇入侵之际,如能使中共处于塞外,其危害自会大为减轻。当然,中共怀揣着借日本侵略之时机蓄养势力的如意算盘,决不会去塞外前线与日军作战。

可以說,章太炎终其一生都是反共、反赤化的。熊十力则对中共存有一线侥幸之心,在大陸陷落之时不肯離开,因此事还与弟子徐复观闹翻。

徐复观曾身任总统侍从官的要职,被授予少将军衔,为蒋介石核心幕僚之一,參与机要。后來徐拜熊十力为师。到台湾后潜心钻研儒学,学问更加精湛,成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大陸倾覆之际,徐复观劝老师熊十力離开大陸,老师反而执意要徐留下來,并请徐复观帮他在中央大学谋一个教职。在这裡,熊表现出颇多不谙世事的学究气,近于迂腐。所以,即将赴台的徐复观,回信讥讽“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見周为筠着《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此次一别,即成师徒二人的长诀。

1949 年大陸淪陷之后,熊十力还是先被优待了一小段时间。或许,大陸淪陷之初,熊十力对中共有过一丝幻想,但熊似乎从未申言“拥共”。从内心而言,中共的理念与熊的理念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是时势所迫,希翼能相安无事,自己可做点学问而已,这才是真真确确的实情。不过,即使这样合情合理的一点要求,也不可能得到满足。随着时过境迁,针对附共名流的那一点虚假温情面纱悉数撕去,大陆社会、政治环境更趋恶化,熊十力少不了屡遭批斗、抄家的命运。彻底的心灰意冷之余,熊以八旬高龄愤而绝食抗议,随即罹患肺炎而终。

国学泰斗

章太炎是民国初期的古文经学大家,浙江余杭人,年轻时曾师从清末古文经学大师俞樾,著述颇丰。著作编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遗稿则编成《章氏丛书三编》。 其中,《訄书》是章太炎研究儒学经典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心得,涉及面较广泛,在研究方法上则兼采中西,洋洋洒洒,可說是章的国学思想的自然流露。

黄侃对章太炎执弟子之禮,后來又师从经学大家劉师培,为的是继承劉的家学(主要是《三禮》之学)。黄侃在音韵学上成就最大,整理出了一个完备、精密的上古音韵体系。黄侃虽为国学大师,生前却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后人整理的重要著述有《音略》、《說文略說》、《尔雅略說》、《集韵声類表》、《文心雕龍札记》、《日知錄校记》、 《黄侃論学杂着》等。《文心雕龍札记》则是汉语语法方面的重要著述。

熊十力虽讀儒学之书,起初却入的是佛学之门,曾在南京跟从佛学家欧阳竟无学习法相唯識学。后又由佛学转研儒学,后來成为著名的儒学家,也可称为国学家。熊十力的儒学思想融入了某些西方哲学、心理学观点,并受佛学的影响较深。著述丰厚的熊十力,被认为是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熊十力的主要著作有《新唯識論》、《十力语要》、《論六经》、《原儒》、《体用論》、《明心篇》、《乾坤衍》。虽然大陸没有什么学术环境,熊还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了几本厚厚的书(《原儒》、《体用論》及《明心篇》、《乾坤衍》、《存斋随笔》),自然是原來的老底子。

这三位国学家都在辛亥革命中建立过或大或小的功勋,又都有显赫的学术成就,均为人特立独行、品行也清高。甚至还有相似的“缺点”,间或表现出些许的狂放及言语尖刻,也算是瑕不掩瑜吧。@
(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全文完)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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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hown)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三位著名的国学家,可说是忧国忧民君子典型,三人又都曾经亲身参加辛亥革命,堪称为革命家。…章太炎弟子黄侃撰文一篇〈大亂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在《大江报》上发表,其文写道:“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大江报》事件是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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