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丹:日本政府能「控制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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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5年07月05日訊】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其所在的執政黨——自民黨不斷遭到日本輿論的強烈譴責,原因就在於他們涉嫌「控制媒體」、「壓制言論」。這頂大帽子是從一週前自民黨的一次內部會議被曝光時起被扣上的。在這次名為「學習」的討論會上,眾多議員將矛頭指向長久以來不斷對安倍提出的「安保法案」進行嚴厲批評的「敵對媒體」,或聲稱「懲戒大眾媒體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令它們失去廣告收入」,「政府應對經團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最重要的企業組織)施加壓力」,或是更加直言不諱的叫囂「必須動用一切手段關閉沖繩的兩家主要報紙」。

乍聽起來,這些激進的言論像極了獨裁專制的政體中、不受監督的政府在即將採取措施之前所下的最後通牒。然而,我們似乎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如今的日本顯然是處在選舉、議會、多黨等諸多非專制元素共存的環境中,試問,又如何能真正做到不受任何約束的對媒體進行壓制和管控呢?作為時刻處在被監控的狀態中的旁觀者,不少中國人開始對這一難解的現象表示出強烈的好奇,他們似乎很想知道,安倍政府到底會如何踐行他們口中的「懲戒」,且何時才能看到沖繩的兩家媒體真正上演被關門的一幕。

但從接下來的場景中,我們或許才會發現,大家心中的期待不得不轉變為失望。因為在日本,政府與媒體的博弈向來僅限於「口水戰」而已。幾個回合之後,最終仍是以安倍政府的公開致歉來收場。媒體也對此做出了前後不同的對比:6月26日,安倍在特別委員會上答辯時表示,「不能頂替發言者隨便進行道歉」;而在隨後的7月3日,他便公開承認了自身的錯誤,稱「對黨的姿態產生疑問,大大損害了將政權托付給我們的國民的信賴」。

耳聞目睹著日本此番「電閃雷鳴」的博弈最終以「光打雷、不下雨」的結局收場,中國人在喪失了所有的好奇與看熱鬧的心情之後,是否會對民主國家的這種政府「控制媒體」、「壓制言論」的狀態有了全新的體會和認識?事實上,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飽受批評與非議的安倍政府在當選之初並非如此狼狽不堪,恰恰相反,由於擁有較高的支持率而一度呈現出「首相獨大」的局勢。當時的媒體在安倍的「親媒」之舉下,甚至營造出了一種「親安倍」的氣氛。

然而時至今日,二者的關係卻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僅是因為那個有可能讓日本捲入戰爭的「安保法案」不受民眾待見,就使得看似「獨大」的政府及首腦由「超高人氣」轉眼變成了「眾矢之的」。儘管安倍政府曾一度擁有對NHK這一公立電視台的控制權,也利用公關手段成功的籠絡了一些媒體的高層以及社會評論家、藝人和小報的負責人,然而由於多黨的制衡力量,他們始終無法在推行「安保法案」的問題上得到所有媒體的支持。尤其是與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東京新聞等諸多以民意為先的媒體形成對立與拮抗的局面,則更加說明安倍政府無論曾經多麼「獨大」,也無法讓所有媒體至始至終只聽命於這位執政黨的一家之言。

顯然,在實行民主政體的國家中,「獨大」並非總是幸運的。作為時刻處在風口浪尖的政府,今天邂逅的可能是民眾的擁戴與支持,明天遭遇的可能是輿論的批評與非議。而話語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且不得不依靠市場來謀生的媒體也是得看民眾的臉色來行事的,對大小事務的報導都要最大限度的做到體現、並順應民意。無論是厲聲呵斥「決不原諒毫無事實根據的粗暴言論」,還是直言指出「每次選舉都是自民黨敗北,沖繩的民意很清楚」,日本各家媒體所表明的態度都是以「高達63.1%的受訪者反對通過安保相關法案」、「安倍內閣支持率跌至39%」等民調結果來作為尺度和標準的。

既然民眾的呼聲才是潛藏在日本社會的主要力量,那麼「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對言論的壓制」一說又該從何談起呢?如果日本民眾獲知,在中國已經出台了「信息被轉發500次會被判刑」的法律條例,發生著諸多類似網絡博主被送進監獄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甚至個人的手機卡都要接受實名認證;那麼「壓制言論」於他們而言是否會被重新賦予新的內涵?如果日本的媒體發現,中國媒體在進行報導之前,都要按照統一的口徑接受管控與審查;且不自律的媒體人將會遭到停職、開除、甚至是監禁等嚴苛處罰,那麼「控制媒體」一詞是否從此以後再也不會在日本的傳媒界以及輿論界中被提及?

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看到,中國的執政黨對媒體的監管力度以及對言論自由肆意踐踏的程度,只會讓世界各國自慚形穢、頗感自愧不如。而中共與媒體之間,壓根兒就從未展現過真正的博弈,除了一片被肅殺氣氛所籠罩的沉寂,中國的傳媒界是根本聽不到任何雜音的。

責任編輯: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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