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7月05日訊】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其所在的執政黨——自民黨不斷遭到日本輿論的強烈譴責，原因就在於他們涉嫌「控制媒體」、「壓制言論」。這頂大帽子是從一週前自民黨的一次內部會議被曝光時起被扣上的。在這次名為「學習」的討論會上，眾多議員將矛頭指向長久以來不斷對安倍提出的「安保法案」進行嚴厲批評的「敵對媒體」，或聲稱「懲戒大眾媒體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令它們失去廣告收入」，「政府應對經團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最重要的企業組織）施加壓力」，或是更加直言不諱的叫囂「必須動用一切手段關閉沖繩的兩家主要報紙」。
乍聽起來，這些激進的言論像極了獨裁專制的政體中、不受監督的政府在即將採取措施之前所下的最後通牒。然而，我們似乎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如今的日本顯然是處在選舉、議會、多黨等諸多非專制元素共存的環境中，試問，又如何能真正做到不受任何約束的對媒體進行壓制和管控呢？作為時刻處在被監控的狀態中的旁觀者，不少中國人開始對這一難解的現象表示出強烈的好奇，他們似乎很想知道，安倍政府到底會如何踐行他們口中的「懲戒」，且何時才能看到沖繩的兩家媒體真正上演被關門的一幕。
但從接下來的場景中，我們或許才會發現，大家心中的期待不得不轉變為失望。因為在日本，政府與媒體的博弈向來僅限於「口水戰」而已。幾個回合之後，最終仍是以安倍政府的公開致歉來收場。媒體也對此做出了前後不同的對比：6月26日，安倍在特別委員會上答辯時表示，「不能頂替發言者隨便進行道歉」；而在隨後的7月3日，他便公開承認了自身的錯誤，稱「對黨的姿態產生疑問，大大損害了將政權托付給我們的國民的信賴」。
耳聞目睹著日本此番「電閃雷鳴」的博弈最終以「光打雷、不下雨」的結局收場，中國人在喪失了所有的好奇與看熱鬧的心情之後，是否會對民主國家的這種政府「控制媒體」、「壓制言論」的狀態有了全新的體會和認識？事實上，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飽受批評與非議的安倍政府在當選之初並非如此狼狽不堪，恰恰相反，由於擁有較高的支持率而一度呈現出「首相獨大」的局勢。當時的媒體在安倍的「親媒」之舉下，甚至營造出了一種「親安倍」的氣氛。
然而時至今日，二者的關係卻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僅是因為那個有可能讓日本捲入戰爭的「安保法案」不受民眾待見，就使得看似「獨大」的政府及首腦由「超高人氣」轉眼變成了「眾矢之的」。儘管安倍政府曾一度擁有對NHK這一公立電視台的控制權，也利用公關手段成功的籠絡了一些媒體的高層以及社會評論家、藝人和小報的負責人，然而由於多黨的制衡力量，他們始終無法在推行「安保法案」的問題上得到所有媒體的支持。尤其是與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東京新聞等諸多以民意為先的媒體形成對立與拮抗的局面，則更加說明安倍政府無論曾經多麼「獨大」，也無法讓所有媒體至始至終只聽命於這位執政黨的一家之言。
顯然，在實行民主政體的國家中，「獨大」並非總是幸運的。作為時刻處在風口浪尖的政府，今天邂逅的可能是民眾的擁戴與支持，明天遭遇的可能是輿論的批評與非議。而話語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且不得不依靠市場來謀生的媒體也是得看民眾的臉色來行事的，對大小事務的報導都要最大限度的做到體現、並順應民意。無論是厲聲呵斥「決不原諒毫無事實根據的粗暴言論」，還是直言指出「每次選舉都是自民黨敗北，沖繩的民意很清楚」，日本各家媒體所表明的態度都是以「高達63.1%的受訪者反對通過安保相關法案」、「安倍內閣支持率跌至39%」等民調結果來作為尺度和標準的。
既然民眾的呼聲才是潛藏在日本社會的主要力量，那麼「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對言論的壓制」一說又該從何談起呢？如果日本民眾獲知，在中國已經出台了「信息被轉發500次會被判刑」的法律條例，發生著諸多類似網絡博主被送進監獄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甚至個人的手機卡都要接受實名認證；那麼「壓制言論」於他們而言是否會被重新賦予新的內涵？如果日本的媒體發現，中國媒體在進行報導之前，都要按照統一的口徑接受管控與審查；且不自律的媒體人將會遭到停職、開除、甚至是監禁等嚴苛處罰，那麼「控制媒體」一詞是否從此以後再也不會在日本的傳媒界以及輿論界中被提及？
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看到，中國的執政黨對媒體的監管力度以及對言論自由肆意踐踏的程度，只會讓世界各國自慚形穢、頗感自愧不如。而中共與媒體之間，壓根兒就從未展現過真正的博弈，除了一片被肅殺氣氛所籠罩的沉寂，中國的傳媒界是根本聽不到任何雜音的。
責任編輯：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