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沉默的大多數真願意沉默？不。人，甚至昆蟲、螞蟻，都不是天生願意沉默的。”
問：日本《藍》雜誌主編燕子
答：廖亦武
問：《中國底層訪談錄》（以下簡稱《底層》）有多大程度的真實性？換而言之，你“採訪”的道具是什麼？你的“對話式”是什麼？你如何設置“對話”的“場”？你在多大程度上排除“言說者”或者說“當事者。敘述者”的主觀性”？
答：《底層》是記憶，訪談，逼問，誘供混雜的一種東西，讀到它的每一個中國人都覺得它逼真，不管他們讚不贊成，舒不舒服。而對話則是我最方便和拿手的文體。《底層》是私下的，傷痕纍纍的，卻又是自嘲自虐的。所謂“當事者、敘述者的主觀性”只是當下的描述，而《底層》需要時間，在十幾或幾十年以後，那時的人們已無法從今天的作家學者的遺著中感受到這個時代的呼吸，體溫，情感及語言方式，可《底層》作為見證性的語言活體之一，也許能讓時光倒流。
問：《底層》一書被稱為“新聞史上的奇跡”。作為“新聞”容易令人聯想到“獵奇、嘩眾取寵、過往煙云”這些詞彙。資訊時代，沒有什麼是“新聞”。你自己認為是“新聞”，還是“文學”或者別的什麼？
答：《底層》與新聞沒什麼關係，也許與舊聞有關。資訊時代是屬於精英的，起碼是屬於準備進入“通吃”階層的。而從古至今，底層就是底層，老百姓就是老百姓。況且經過這麼多年的演變，文學的邊界早就擴大，納博科夫還用論文體來寫小說呢。
問：你的“底層”指的什麼？（如果指的是“畸零人”，每個社會都有。日本的年輕學者總是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哭笑不得，但是日本是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小的國家，富人和窮人都極少，多的是“中間資產階級階層”，他們即便知道文革呀等詞彙，也不能了解中國式樣的特殊痛苦，這情有可緣。就是中國的現代都市的新一代，也未必能夠了解。）你是“底層”的代言人、辯護者嗎？ “底層”選舉了你嗎？在什麼時候？
答：被剝奪了話語權的人，一輩子應付生存問題、生存卻經常面臨危機的人，學者們把他們叫做“沉默的大多數”。我在最近為上訪村所寫的《尋訪記》裡，這樣結尾，也這樣定義：“沉默的大多數真願意沉默？不，如果你讓他們說，他們的嗓門說不定比天天發言的精英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嚷。人，甚至昆蟲、螞蟻，都不是天生願意沉默的。”
但長期以來，除了官方或正統指定的語言方式，中國人是沒有聲帶的，我也曾沒有聲帶，可大家都活了下來，豬一樣活了下來。那些搞下半身文學的，自己本是暴政飼料喂大的豬，還用比豬蹄更賤的筆，去糟蹋活得更可憐的同類。你問：“底層” 選舉了你嗎？我是作家，不是總統；況且在中國，作家，總統，經理都不是選出來的。我書裡已經講清楚了。
問：你的文學想像是否技術化、手段化了《底層》”？或者說，《底層》只是你的“寫作素材”，“寫作工具”，你假設的對應者、知音？ 你的“文本表達”是一廂情願。
答：這是一個披著學術化羊皮的偽問題。因為每個認真的讀者都會有自己的答案。如果是“一廂情願”，我就不會寫這本書了。目前大陸已有無數的《底層》盜版，我想一廂情願地控制這種氾濫，把錢都裝進自己口袋，但不可能。
問：你在《老威在底層》“代序”中說，“90年初，我的自殺衝動逐漸猛烈，幾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腳。”什麼原因阻止了你的自殺？
答：我成了政治犯，是坐牢阻止了我自殺。雖然我在牢裡仍然自殺了兩次。這些我都寫在今年出版的《證詞》裡了。
問：四年的監獄生活，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你失去了什麼，獲得了什麼？（我自己都痛恨“失去”。“收穫”這樣充滿了功利性的詞語）你在監獄裡寫的詩歌集《古拉格情歌》是如何保存下來的？“古拉格”有何寓意？
答：這個問題也在我的《證詞》裡。它在中文世界引起廣泛關注，被譽為“不朽之作”和“中國監獄的必讀書”。至於《古拉格情歌》是如何保存下來的？我在“卷前說明”裡已寫了：“絕大部分詩歌和書信是在某市看守所寫的，我在這座活棺材裡生存了兩年多。所內不定期地突擊搜查監舍，大兵們荷槍實彈，掘地三尺，眾囚犯赤膊光腳抱頭犬蹲於天網下，私藏違禁品將遭嚴厲懲罰。紙和筆也屬“違禁”之列，一個月中我親近它們的時間不到兩小時（寫幾百字內容簡單的家信，或者填一張統一印發的《人犯家屬送物通知單》）。儘管如此，我還是不顧死活地用竹籤，棉花蘸紫藥水創作和回憶了一些東西。”
“我將短詩及書信的違禁部分同《安魂》回憶稿一道，藏入一本精裝《三國演義》的書脊，趁手工勞動之機，用漿糊封好。上帝保祐詩神，經過長達幾年的尋訪，大難中失散的文稿多數回來了。”“今年的情況特殊，考慮再三，終於沒有把同自己的身份和境遇有關的大量文件及作品收入集中。但卷後的八封書信足以透露某種資訊。是的，許多人都死了，我還活著，並且還將繼續活下去，活到底。”“為了給兒孫們留下一份真實的個人見證。”說明一下：《古拉格情歌》已更名為《犯人的祖國》。
問：你的筆名“老威”、“阿拉法威”、“亞縮”有什麼寓意嗎？
答：筆名而已。真名在大陸很敏感。
問：請你告訴我們你被迫離開文壇的經過？如果你不是被迫的，今天的你，能夠想像嗎？
答：一九九零年三月，中共國家安全部在四川重慶破獲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案件，案犯均為中國民間頗有影響的先鋒派詩人，他們是廖亦武、萬夏、劉太亨、李亞偉、巴鐵、茍明軍和攝像曾磊。而在重慶、成都、涪陵、樂山、南川、北京、深圳、上海、十堰等十餘個城市，一批文化人由此受到株連，被收審、拘留、傳訊，其中包括小說家周忠陵、吳濱；詩人石光華、劉霞、劉原、鄒進、魏海田、朱鷹、白云峰、宋煒、李麥、梁樂、況洪波、孫江月、鍾山、李震、開愚、雨田；案犯妻室阿霞、韋濟學、陳有敏、劉曉婭、東南、瀟瀟；大學生潘冬梅、趙盼紅；以及廖亦武捕前所在單位主要負責人肖雨嘉。警察當局稱：“這是自六•四以來，我國最大的一起文化人案。”次年十一月，加拿大漢學家戴邁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以“間諜罪”驅逐出境；因與戴交往而被勞動教養和多次傳訊的，尚有詩人周倫佑和詩歌批評家唐曉渡。歷經長達兩年的錯綜複雜的偵破、審理，除首犯廖亦武外，其他人先後被“教育釋放”，而廖因在八九天安門慘案之夜創作錄製配樂詩歌朗誦磁帶《屠殺》，以及創作、主演、組織拍攝詩歌電視藝術片《安魂》，被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檢察官丁劍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在秘密法庭上宣告：“九十年代始於對《屠殺》《安魂》一案的起訴。”（引自《證詞》引子）這就是我離開文壇的經過。不是被迫的，而是必然的。除非沒有發生六四大屠殺。
問：現在，你“為什麼”寫作？為什麼“要寫作，還在寫作”？你寫作的意義是什麼？據說警察多次抄家沒收和毀掉你的手稿，是什麼力量使你活下去並且一次又一次從頭開始寫作？
答：答案也在《證詞》裡。作家王力雄在它的序言中指出：“也許我們應該感謝專制政權給了廖亦武四年鐵窗生涯，給了他那麼多苦難與淩辱。也許這種 “幸災樂禍”對廖亦武太不仁慈，但歷史有時的確會以這樣的方式選擇自己的證人。歷史不是能夠自己出面的實體，因此它的選擇只能以輾轉方式——往往就是通過迫害——完成。迫害雖然會使絕大多數人泯滅希望，但也能激起最堅強者留下證詞的決心。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廖亦武數次被警察抄走經年寫就的文稿，為什麼總是會百折不撓地從頭寫起。我在《證詞》裡還追問過“寫作何為？”答案是：“寫作不何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世上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工作，但我不可能，也來不及做，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個東西。”“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下午，安全部門突襲我家，搜走了三十多萬字的原稿，那是我一年多的心血。我不得不重復寫作，許多珍貴的記憶就這樣永遠抹去了。”
“感謝上蒼讓我一再經歷劫後餘生。現在，將這部作品公諸於世的心情遠不如最初創作它時那麼迫切,因為它在冥空中，還有一位讀者，我的姐姐飛飛。她有時就在我的血管裡，在我的喃喃自語中。我必須時時自省，保持心靈的清潔和平靜，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才會在此落腳。”“她喜歡有尊嚴的男子，而寫作能使人不斷地收穫尊嚴。”
問：你是“誰”，是底層知識分子”？“歷史的見證者”？徹頭徹尾的“醉鬼在流亡”？（你有一句話令我心碎肉碎：我們已脆弱得經不起重逢）。
答：我感到迷惘，對一個無國無家的人，別這樣問好嗎？
問：你的戶口是哪種？（是否仍然“暫住證”）是否具有公民權？能否出國？你的“不死的流亡者”，我覺得好像你自己：“潮起潮落你的聲 雁來雁去你的魂 黃葉飄飄月的影 風兒告訴我你已遠行。”
答：中國地方政府已6次拒絕了我的護照申請，甚至拒遷戶口，使我出獄至今，仍是自己家裡“人戶分離”的黑人黑戶。孫志剛事件之後，我終於不被強迫辦已辦了多年的《暫住證》了。我不能出國，沒有戶口，但是我有自己給自己的寫作權力。我的《底層》就是在這種長期被剝奪基本生存和遷徙權利的狀況下寫完的。我賣文糊口，跟一個民工在城裡打黑工沒什麼兩樣，我們都非法，並且在兩條不同的馬路上遭遇城管和警察。
問：人家說你有文字窺陰癖，你是否因此而得罪過朋友？記得你在寫《黑道－20世紀80年代中國地下文學野史》時，劉麗安女士（Love Anne）曾經對此提出過批評，您說：“我既然有勇氣為我的詩歌坐牢，我同樣有勇氣為我的小說坐牢，那些在文學之外指責這本書的人是缺乏自省，想賴掉歷史老帳的弱者。”
答：好的作家都有“窺陰癖”。誰叫人有那麼多的陰暗東西？被我視為朋友的人，臉皮往往比較厚，得罪不了；心腸更厚，傷害不了。
問：你談談出獄後的日常生活。
答：一言難盡，就免了。
問：現在還讀文學作品嗎？哪些？中國的？外國的？古代的？當代的？比如，今年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你讀這些作品嗎？
問：《東周列國志》《史記》《易經》《莊子》經常讀；大屠殺的作品每本都讀，特別是猶太作家寫的。今年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你能告訴我嗎？
問：你的肉體和精神靠什麼生活？
答：你到我家來過，都看見了。你沒看見的，也許是我在《民主中國》上已堅持了3年多的連載，先《底層》，後《冤案》。我靠這個連載的稿費，才活到目前，才跑了中國的許多地方，才有錢出地下朗誦和音樂CD，才有了比較廣泛的影響。蘇曉康是我精神和肉體的支撐點，我永遠都感激他。吃不飽飯，啥也幹不了；更別提精神了－－這就是底層人民的發展硬道理。如果我將來翹畜生尾巴，想想蘇曉康，想想康正果，想想兩次幫助我得赫爾曼哈米特人權寫作獎的劉青和王渝，想想不少明裡暗裡幫過自己的人，就會憶苦思甜，回到比較像個人的日常狀態。
問：告訴我們你近年的寫作和出版以及被翻譯、介紹的情況。具體出版社名字和年月日。
答：《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5月；《漂泊－－邊緣人採訪錄》：中國戲劇出版社， 1999年9月；《中國底層訪談錄》兩卷刪節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中國底層訪談錄》三卷全本：台灣麥田出版社，2002年3月；《證詞－－從詩人到犯人》：美國明鏡出版社，2004年3月；《中國上訪村》：美國明鏡出版社，即出；《中國冤案錄》第一卷，美國觀察出版社，即出。《中國底層訪談錄》法文版，巴黎中國藍出版社，2002年5月；《中國底層訪談錄》英文版，美國藍登書屋，即出；《中國底層訪談錄》瑞典版，荷蘭版，義大利版正在翻譯中；《中國冤案錄》法文版，正在翻譯中；《證詞》法文版，正在翻譯中。
問：你的“見證”作品是否很容易被多方面誤讀，或被西方利用。政治利用。偽民主利用。？被貼上各種標簽。被“文壇”說成投靠西方的資本等等。
答：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全中國人民明裡暗裡都想投靠西方，貪官污吏比民運分子跑得更快。公開的愛國賊，往往背地裡恨自己不是白種人，或自己沒有洋爹媽。這世道，連警察和三陪小姐都想移民。而官方作家更樂於“被西方利用，被政治利用，被偽民主利用，被貼上各種標簽。”這些婊子們裡外都是烈婦。船漏了，沒底線了，誰還顧得上誰呢。可我等依舊還在原地。
以下是我這幾天寫的一首歌，有一天我會親自演唱給大家聽。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不！
孩子死了，父親死了，情人死了
兄弟姐妹也死了
如果人心都死絕了
你不投降又有什麼用？
時光流淌，陰雨連綿
大地卻一片荒蕪
太陽有毒，看客是豬
你無家 無國 無底氣
羞恥
羞恥——又有什麼用？
你說你活著是為了記住
可記住——又有什麼用？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不——又有什麼用？
附：“燕子致廖亦武的信”
亦武：你好！
我正在著手《藍》17期日文部分。這一期我仍然將以“小專輯”的形式翻譯和介紹《底層》。一部分作品已經找到日本有志於中國文學的研究者翻譯。《藍》每次只印1000部，但是這1000部的讀者都是中國、日本、南韓的中國文學研究者或愛好者。《藍》至今為止沒有任何基金會、團體、政府援助。從資金、到組稿、翻譯、校對、編輯、印刷、發行以及各種各樣零碎的聯繫，全是我們自己，比你採訪的《今天》還難。《今天》還有兩撥人，一撥稿子，一撥印刷，他們那時有政治壓力，現在我們面臨商業壓力、生存壓力。所以，給《藍》翻譯，不僅沒有翻譯費，而且翻譯水準要求極高。可貴的是，總有這樣的有志者。你的朋友亞東在鳳凰電視上看到的正是我們。我在中國的親人朋友都看到了，據說放了幾次。我的親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知道我在國外“混”得如此。
現在劉曉峰。秦嵐們都回去了，他們在編輯中文部分。這邊剩下我，一邊教書，一邊吃力地堅守。當然，還有劉幫。還有由紀子。四年了，出了十幾本，我想這也是一種見證，多元語言的時代正在到來。這裡，中國人已經60萬。所謂的“精英”已經活成“人精”了，活的技術和手段令人經常驚詫，所以常有人問，你再挑幾個朋友幫忙不就行了。在日本，一切按錢算帳。
劉幫提出了一些問題，都是他的感想，他說，現在的一些自詡為從事“獨立寫作”的作家，其實是“商業或官方”操縱的傀儡，而亦武的寫作，才是真正個人的、獨立的。今年7月，劉幫的書《認同感與戰爭》出了中文版，崑崙出版社出的。他跑云南山區調查的結果。他也常常念叨你。
以上這些愚蠢的問題，我想或許能幫助日本讀者更加了解你的《底層》寫作意義。儘管很多的問題我內心明白，你與盧越剛的對話，以及其他的地方，我都在設法尋找你的文字讀。但是我必須站在讀者方面看，何況是外國讀者。請你理解。今年夏天，我翻譯你的“老紅衛兵”一節，成了一個註釋家，考古家。日本重視實證，一個詞語，比如“串連”，查了一天的圖書館，在翻譯班討論了幾次，沒有辦法跟外國人講。我很羨慕你在美國還有康正果這樣的朋友。日本既怕美國，又怕中國。我已經請人翻譯王怡的“廖亦武肉體寫作意義”，請你告訴他。你所有的書，都請出版社寄給我，我會立即給你或出版社寄出書費和郵寄費。
以上是我在電車裡想的一些問題，或許還會想到一些。通過和你通信、交談，再翻譯、補充，我將盡可能地把你的聲音、寫作傳達給日本讀者、研究者。
謝謝亦武！ 宋玉好不好？
燕子2004年10月27日
2004-12-01
－－轉自《人與人權》2004年12月28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