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7日訊】本文沒有與該文在貶褒、譴責上的歧義，曾先生的命題是一個判斷，就得據於判斷是“使名有物”這個思維規則，用現在的話來說：判斷就是前項與後項統一，或讓後項屬之前項；前項是名，後項是物（或質）。蔣彥永這個名（判斷前項）真正所是的就只能是—-人，自然意義的物質存在，而不是心靈意義的共產黨員。
只有在人心裏，用某種原則為承認條件，人才是共產黨員。是正常意義的人還是共產黨員，這是不能混淆的兩碼事，分屬兩個世界。共產黨從創立到今天也沒將此上升到區分的水平。
這個判斷把客觀事實當成主觀事實來定義。在任何條件下蔣彥永都是客觀世界的事實—-人；只有在特殊條件下（心理承認）他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也不能抹煞他還是一個自然的人，他所表現出來的品性仍然可以是自然意義的。先生使用了“真正”一詞，可真正一詞的意義是什麽？對這裏的澄清很重要：真正是對事物初始質的追問，即不以事物的直觀顯現為介定的根據，而是追問背後的本質。如果這裏說的是人，所求證的就是做為物質之人的那些客觀性質，不是心理狀態。
所以：自然界裏或現實世界裏只有真正的人，沒有真正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並不直接地就是自然意義的人，而是自然人用一種特別的心理在人際聯系上做的承認，是主觀態度，是人與人的聯系裏的某種特定關系。但蔣彥永老人卻直接就是自然意義的人。
我請曾仁全兄能夠與我一道接受：世界上沒有真正意義的共產黨員這麽一個質的事實：只有在事關關系的條件下才有共產黨員—-
因而這個命題把自然人的一些屬性等同成了黨性。蔣老人做的事並不是因為他是共產黨員這個特別的承認，而是因為他有常人心態，是自然的人性所驅動。有介紹他父親的文章，也是位一絲不苟的誠者，還有他在台的親屬，他們的誠實、正派，是什麽黨的真正黨員？所以把他的行為解釋為是真正的共產黨員這個原因，解釋失當。
蔣先生的人格裏有兩點讓人敬仰：一是誠，二是正；這兩點都是常人天然的倫理理想，不是由政黨帶給人的。全中國的人都尊敬他，世界上的人也贊揚他，並不是因為他是共產黨員，而是因為他是人，他在做為一個常人方面所達到的境界—-人倫日用上達到的境界。這種尊敬與贊揚也不是用了共產黨這個標准，而是最一般的人性，人倫日用標准。
真正的共產黨員這個判斷就把蔣老人的好人品歸結為共產黨的黨性了，這就陷於與他的被拘禁的矛盾—-拘禁他更是奔著黨性—-同一個性不能決定出相反的事實。只要說的是性（不論物性還是黨性）就都是必然聯系。党當然不是必然產物，是人的選擇，但一個一經建成的政黨其性質與它的名稱間的聯系卻是必然的。
所以說蔣彥永只是一個崇高、聖潔的自然人。
正是做為人際聯系原則的共產党懼怕崇高、聖潔—-誠實，才拘禁蔣老人的。
雖說我堅持的是打倒共產黨這個立場，但不是為使性執氣，而是基於對共產黨這個名詞的理性認識，所以我也並不說共產黨是為著反人類，反崇高，反聖潔，反誠實，反對正義才創立的；並且我也承認馬克思是為追求公平和正義；並且還認為陳獨秀、毛澤東也是為正義所驅動才建黨的，但這裏所承認的只是他們的主觀願望，我同時還注意到在實踐中更具作用的卻是機制的聯系：你不能不承認“共產”是個理性原則吧，而只是要理性原則，就按著不移的機制發生作用，不移的機制作用就是主觀願望所無法企及的。主觀願望是人才可能有的，是選擇的力量—-而機制是不能抗拒的必然力量，良好的願望是出自做為常人的馬克思和陳獨秀，發揮作用的卻是他們創成的共產機制。做為共產黨學說的創立者的馬克思，做為中國共產黨創立者的陳獨秀，就已經不完全是原來的正常意義的人了。正常意義的人的意識是從生命裏發生，當然就是服從並服務於它所屬的生命—-以生命為責任，表現為良知良心；而共產黨領袖的陳獨秀必須對共產這個純粹理念負起責任，人的良知就為黨性所代替。
“黨性”所內涵的是人承認自己為某党成員，並在黨的理念下活動所帶給他的觀念變化。我敢肯定地說：蔣老人格中的意誠、心正這兩大品格都不是來自共產黨的黨性，它有三個來源：
一是來自人的所是，蔣老的人格就是一個“誠實”，其實，實也就是正，因為只有用來反映的與被反映對象的相符才叫實，真實是評價反映主體的；而“正不正”是以一個客體做為標准去評判主體意識是否與之一致。任何人在能用心之前就已經是人了，人心的所以形成就是由自身完成對自身的把握，所把握的是否是嚴格意義的自身，就是正，所有人的人格來源都是它的是人，這是最根本的。
其二是來自家族傳習，傳習有生命的物質傳承與家風的傳承，家風是耳濡目染；
其三是個人學養，他的所格之物、所致之知，培養著他的良知，他的意的誠，他的心的正，他的身的的修。
我也並不否認共產黨也有讓人向善的號召，盡管我早己看出“為人民服務”最初是個良好的主觀號召，但它澱化成的機制聯系，所發揮出來的力量卻全是負值的，它的實踐後果就是人格分裂，但我並不說共產黨願望上沒有向善的主觀。我只是認識到：黨性不是由主觀號召所能規定的，而是由理性原則的機制必然地決定。我們得知道“人是理性存在物”這句話是我們所能看到的人的主觀原因的總原因，才能對所看到的原因做出恰當判斷。它是理性運用的前提，它先天地包含了理性是按照機制聯系發生作用的這個更前因。
“共產”是一個理則，因而也是機制聯系—-並不是任何樣態都可以叫做“共產”，關系聯系中只有其中一種叫共產，因此“共產”作為聯系樣態就只允許自身唯一，它的唯一性轉換成實踐就是只准自已存在—-專制；民主也是關系概念，它的機制性卻允許各種相悖原則，轉換成實踐就是不同意見的並存。盡管共產黨也有讓人行為端正的號召，但主觀號召面對不可抗拒的機制力量那是絕對的蒼白無力。
為什麽《人民日報》向江澤民叫板的文章會說：“應該變的必須改變，不變則衰；不該變的決不能變，變則自我瓦解。”？這裏就暗含著機制性作用：胡溫做為肩挑民族責任的人，責任使他們感受到“矛盾凸顯”，責任迫使他們的智力面對矛盾，感受到矛盾；如果換上其他人就不一定構成這種機制，比如像我母親那樣的九十多歲，又耳聾的家庭婦女，決不會處在與責任的聯系中，感覺不到“矛盾凸顯”。文章所說“矛盾凸顯”就只是一個實際的經驗事態，並沒有看到其中的機制聯系：中國社會的現實就擺在那裏，不問你主觀想不想做此認定，只要你來擔這副責任，就會碰上它，若不想垮臺，就非改革不可，這就是機制的作用。
對此是所有理智健全的人都能承認的。可是，對共同承認的中國的現實，在如何擺脫危機，找出出路上，不同的人就有不同回答，因為發生機製作用的“要件”不一樣：像江澤民就恐懼改革，因為所有改革不管是否自覺到，它都是向正、向實的方向的接近，總是對虛的邪的東西的排除，上海幫就是一批邪種，滾刀肉，任何正義、真實氣象的奠立，都意味對他們的清算。在江澤民肩上既沒有對民族的責任，甚至也沒有對共產党的責任，他們僅僅是在為自己的命運找退路，就得拚命阻擋改革。
而胡溫呢？在客觀上是國家民族的中樞，所有的困難都必集中到他們肩上尋求克服，所有的矛盾都流匯到他的責任裏尋找化解，能不能在江澤民的舊窠裏找到出路呢？如果能夠找到也就積不成危機了，所以機制的力量逼迫他們勢必求助改革。但造成改革必須性的真正根據是什麽，卻是他們並沒弄清的，因這是潛隱的機制詐用，只能認識不能經驗獲得。其實就是社會理念在機制上的失真實與失正義。這個機制的關系是什麽？
就是人要走人路與社會卻讓人服從不相干的意識形態，就是人造意識形態與人路的沖突。
無論改革者自覺到與否，改革都是增大社會理念裏的正義與真實的含量—-因為不實、不正，社會才陷於矛盾與危機的。人類的道路與人類的性質只有相符不相符這一種關系，相符必是正的、真的，一切不相符都是虛假、邪歪，只是矛盾的具體性掩蓋了這個機制性。無路可走這個現實逼著他們去找出路，所以他們只知道找出路，卻不一定知道出路就是讓社會真實和正義—-共產黨既要共產，就弄不懂機制之學。他們可能會發現一些有效出路，但在短暫的有效性背後卻是更深刻的危機。就因他們並沒請醒到：任何改革的必須性都是由社會理念的失真、失正所引發，改革就是向真實、正義的靠攏。
如果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就不這樣來改革了，而是把社會理念果決地建到真與正上。也不會用這樣的文章來叫板，而是赤裸裸地引進真實和正義。因他們的改革不是擁抱真實與正義，只是為尋找當下出路，所以就跟上一句：“不該變的決不能變，一變則自我瓦解。”—-這是宣佈他們的改革是以不顛覆共產黨為前提，因而他們的改革並沒把“共產”這個理則當成認識對象，追問它到底是真理還是邪理，他們是對共產的不垮負起責任的改革，所以主觀要求再強烈，後果卻還是反向的。因為人的道路只是對人負責任，離開了人倫日用，所有改革都是枉然！而讓社會真正地真實與正義，又絕對沒有“共產”的話路。所以他們的改革就不會有任何成效，反而孕育新矛盾。
他們擔心什麽東西的自我瓦解？—-元朝建的天安門，經了明朝三百年，李自成的大順十八天，異族清政權三百年，中華民國（含複僻、割據）的四十年，又經歷了中華人民只和國的五十五年，它也沒瓦解；
幹共產黨市委書記的葉利欽、幹共產黨特務的普京，又幹上了俄國總統，做為自然之人他們並沒瓦解，因此胡溫的“自我瓦解”是盲概念，不光是欺人，也欺自己。
讓我們回到開頭的敘述：人是物質事實，除了用外力消滅，它不會因觀念的更換而瓦解；
而共產黨是精神事實，本來就沒有存在性，是皇帝的那件新衣，不瓦它也是解的！還對它的瓦解擔哪份子心呢？這是胡錦濤的莫明。共產党的瓦解只是人心中某種聯系的終結，廢除，無礙於任何客觀事實的常態！它垮了又怕啥？正是胡錦濤肩上有共產黨這副虛無的擔子發生機制力，所以他們要改革的願望就為他們的糊塗所斷送。
還有另一種機制聯系：就是我等，我們與胡錦濤等對社會現實的所見略同，但我們只服從人的原有之性，只追求對人的責任，只要能促進人類福祉，我們是什麽瓦解都不怕的，只有對社會真實與公正的期待，沒有對共產的義務。
上述分析告訴我們：蔣彥永老雖是共產党中人，但蔣先生的人品卻不關共產這個理念，他是在人倫日用方面做得最好的，不是在共產這個理念方面做得好的。他是真正聖潔的人，不是優秀的党幹部。他的最出色的品格就是誠實，誠實就是正派。不是因為有了共產黨人類才有誠實與正派的，共產黨有時也號召誠實、正派，那是在他們潛意識裏忘了黨，讓自然人格躦了空子的條件下。
我們應說蔣彥永是真正的聖人，聖人就是在做世間俗人方面最有成就的，聖人就是誠實和正派。事關所言與對象的相符為誠實；事關利害的求取便是正邪。其實曾仁全兄與我們一樣：十分地敬仰蔣彥永老人，他引另一作者有五十餘年的黨齡，蔣先生也是党員；而共產黨黨章又說了“党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這些心理習慣使他發生了錯判。可黨章上說什麽話是管不著先於黨章已確立的“共產”的，“共產”概念發生的是機制作用，黨章的條款只有程式作用。“共產”本身不真，機制力就來於這裏。另一先生既有五十多年的黨齡，他大概有三十年時間被黨的“為人民服務”所說教，其智慧就被共產黨這個概念包裹著，像籠裏的鳥，也在飛，飛就用主觀力，可是空間背景呢？沒有！其理智就沒有機會把“共產黨”當做對象來認識，不能對“共產黨”到底是什麽做出認識論還原。所以，他的文章把共產党員等同于自然意義的人，結果就使蔣彥永老人成了好黨員。這是不公的，蔣老正派、聖潔，共產黨淫邪、惡毒，這哪能相提並論？共產黨員只是在主觀的條件下才成立；而人卻是客觀事實，是世界中的不移存在。蔣老先生的人品是最純樸的普普道通的平常人性，是偉大的常人凡人！是共產黨的黨性所恐懼的。也只有從人出發才有崇高、才有純潔；任何政黨都是對純粹人性的一種複加，歪曲，使人不再純潔。那些開放性政黨保留了人的純潔性，沒加給自然人以特別的意識，人還是人；一切封閉性政黨都是建立在一定意識形態上的，因而剝奪了人的純潔性。像蔣瑞說的那樣：蔣彥永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一個凡人中的好人，有良心，有同情，不忍心看著同類遭不幸。他的行為只是他的凡人人品的流露，不是目的性追求，所以他是超黨派的。
他比共產党崇高許多！他是在做人方面最優秀的分子。他是真正意義的人！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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