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中國當局一向將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作為政府職責，其對外交的認識不比百餘年前的晚清官僚強多少，潛意識裡總認為在「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這種循環中，利用權力操控「民氣」可以成為外交上討價還價的籌碼。這種操控確實也讓中國當局在1998年以後的幾次中美衝突中嚐到了甜頭，但他們沒想到的是，極端民族主義這個「魔鬼」一經從瓶中放出便難以指揮如意。
7月21日在美國發生的「趙燕事件」，以及8月上旬「亞洲盃」足球賽中出現的反日風潮，均讓中國政府備嚐尷尬。「趙燕事件」可算是中國政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本想借攻擊美國的人權達到政治目的，結果卻是讓中國人在比較兩國人權狀態後做了不利於中國當局的結論。而亞洲盃足球賽中出現的反日風潮雖非政府主導，但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卻是中國政府長期培養出來的結果。
中日兩國關係演變成今天這種狀態，追根溯源，是中日兩國在處理兩國關係上缺乏原則性所致。歷史上日本入侵中國令中華民族創痛巨深，但中日兩國均出於實際利益的需要，迴避了這一必須面對的歷史事件。日本從未就入侵中國之事向中國人民正式道歉，而中國政府在對日關係上出於實利主義的考慮，也從未堅持這一原則。1972年中日建交時，主管外交的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很大方地宣佈放棄索賠，這也是日本左派在國內爭取話語權努力促進中日友好的一個主要理由。但中國政府放棄了原則之後，卻採取了一種與大國風範不相稱的機會主義態度，把日本的戰爭罪行當作「小辮子」，在需要獲取某種利益或日本政府做出對中國政府不利的事情時，時不時拿出來揪一下，而揪的方式是讓民間表示對日本戰爭罪行的義憤。毛後的鄧小平比較務實，認為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錢，而日本既然要與中國交往，總得對歷史罪孽有點表示吧？
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訪華時，出於一種知趣，主動向鄧小平提出經濟援助，鄧小平欣然表示接受。第二年4月，中日雙方首次簽署了日本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的協議，還款期限是80年。從1980年到2000年，日本政府共向中國提供了4次日元貸款，截至2000年8月，對華日元貸款已經高達2.4535萬億日元。由於這是一種長期經濟援助，中國政府已經將其當作一種常項財政收入，在國家每年的統計年鑑中，日本的經濟援助列入「國家財政債務發行情況」的「國外借款欄」。但隨著中國引進外資的巨大成功，日本對華經濟援助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佔的份額越來越小，80年代曾經很重要的日本經濟援助，到90年代以後其重要性越來越低。所以中國一些媒體很不屑地表示：日本的日元貸款有如雞肋，食之無味，棄之不忍。
問題由此而生。不少日本人認為，已經持續了20多年的經濟援助就是作為對中國一種變相的戰爭賠款，是進取性的補償，他們希望通過經濟援助撫平戰爭創傷，因此他們要求中國政府多加宣傳，讓中國人民瞭解，以樹立日本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新形象。但中國政府對此卻低調處理，基本不在媒體上談及此事。
到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右派勢力日漸抬頭，主張中日友好正確認識戰爭罪行的左派日處弱勢。而中國政府這時由於國內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外交策略定位於聯歐制美，與美國逐鹿太平洋，爭取區域領導權，於是訴諸民族主義，培植中國人反美反日情緒。當日本人明白對華經濟援助的道義目標日行日遠，於是開始減少對華援助。而中國政府每逢在經濟援助上與日本發生齟齬，就總是習慣性地在媒體上做反日的煽情宣傳，從而導致民間反日情緒不斷升溫。而日本國內本來就有不小的軍國主義勢力，對中國民間這種反日情緒自然大加利用，再加上留學日本的少部份中國學生在日本犯罪，導致日本民間對中國的對立情緒不斷升溫。
而中國媒體對這些事實的報導總是不盡不實，民眾無從瞭解日本社會對中國觀感的變化，只看到中國報紙上一會兒大談日本民間人士如何堅持正義，對當年的戰爭表示歉意；一會兒大罵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鼓動仇華情緒。這種宣傳的主訴是喚醒中國的民族主義，民眾當然不瞭解這是政府的外交需要，極端民族主義就是在這種機會主義的外交政策及宣傳下培養出來的。
面對國內重重困局與亞洲周邊形勢，中國政府為了轉移國內公眾視線而訴諸民族主義。但如今的中國人畢竟已經不同於毛澤東時代那種唯黨與領袖之命是從的半朦昧狀態，加之網路信息的傳播有助於公眾瞭解真相，所以中國政府一向得心應手加以運用的極端民族主義這一利器，現在卻不能收發隨心，在傷及他國的時候也劃傷了自己，「趙燕事件」與亞洲盃足球賽中的反日風波正好反映了極端民族主義的雙刃劍性質。
（華夏電子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