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4日讯】中国当局一向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政府职责，其对外交的认识不比百余年前的晚清官僚强多少，潜意识里总认为在“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这种循环中，利用权力操控“民气”可以成为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操控确实也让中国当局在1998年以后的几次中美冲突中尝到了甜头，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这个“魔鬼”一经从瓶中放出便难以指挥如意。
7月21日在美国发生的“赵燕事件”，以及8月上旬“亚洲杯”足球赛中出现的反日风潮，均让中国政府备尝尴尬。“赵燕事件”可算是中国政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本想借攻击美国的人权达到政治目的，结果却是让中国人在比较两国人权状态后做了不利于中国当局的结论。而亚洲杯足球赛中出现的反日风潮虽非政府主导，但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却是中国政府长期培养出来的结果。
中日两国关系演变成今天这种状态，追根溯源，是中日两国在处理两国关系上缺乏原则性所致。历史上日本入侵中国令中华民族创痛巨深，但中日两国均出于实际利益的需要，回避了这一必须面对的历史事件。日本从未就入侵中国之事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而中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上出于实利主义的考虑，也从未坚持这一原则。1972年中日建交时，主管外交的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很大方地宣布放弃索赔，这也是日本左派在国内争取话语权努力促进中日友好的一个主要理由。但中国政府放弃了原则之后，却采取了一种与大国风范不相称的机会主义态度，把日本的战争罪行当作“小辫子”，在需要获取某种利益或日本政府做出对中国政府不利的事情时，时不时拿出来揪一下，而揪的方式是让民间表示对日本战争罪行的义愤。毛后的邓小平比较务实，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钱，而日本既然要与中国交往，总得对历史罪孽有点表示吧？
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出于一种知趣，主动向邓小平提出经济援助，邓小平欣然表示接受。第二年4月，中日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从1980年到2000年，日本政府共向中国提供了4次日元贷款，截至2000年8月，对华日元贷款已经高达2.4535万亿日元。由于这是一种长期经济援助，中国政府已经将其当作一种常项财政收入，在国家每年的统计年鉴中，日本的经济援助列入“国家财政债务发行情况”的“国外借款栏”。但随着中国引进外资的巨大成功，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80年代曾经很重要的日本经济援助，到90年代以后其重要性越来越低。所以中国一些媒体很不屑地表示：日本的日元贷款有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忍。
问题由此而生。不少日本人认为，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经济援助就是作为对中国一种变相的战争赔款，是进取性的补偿，他们希望通过经济援助抚平战争创伤，因此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多加宣传，让中国人民了解，以树立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新形象。但中国政府对此却低调处理，基本不在媒体上谈及此事。
到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右派势力日渐抬头，主张中日友好正确认识战争罪行的左派日处弱势。而中国政府这时由于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外交策略定位于联欧制美，与美国逐鹿太平洋，争取区域领导权，于是诉诸民族主义，培植中国人反美反日情绪。当日本人明白对华经济援助的道义目标日行日远，于是开始减少对华援助。而中国政府每逢在经济援助上与日本发生龃龉，就总是习惯性地在媒体上做反日的煽情宣传，从而导致民间反日情绪不断升温。而日本国内本来就有不小的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民间这种反日情绪自然大加利用，再加上留学日本的少部分中国学生在日本犯罪，导致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对立情绪不断升温。
而中国媒体对这些事实的报导总是不尽不实，民众无从了解日本社会对中国观感的变化，只看到中国报纸上一会儿大谈日本民间人士如何坚持正义，对当年的战争表示歉意；一会儿大骂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鼓动仇华情绪。这种宣传的主诉是唤醒中国的民族主义，民众当然不了解这是政府的外交需要，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及宣传下培养出来的。
面对国内重重困局与亚洲周边形势，中国政府为了转移国内公众视线而诉诸民族主义。但如今的中国人毕竟已经不同于毛泽东时代那种唯党与领袖之命是从的半朦昧状态，加之网路信息的传播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所以中国政府一向得心应手加以运用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一利器，现在却不能收发随心，在伤及他国的时候也划伤了自己，“赵燕事件”与亚洲杯足球赛中的反日风波正好反映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双刃剑性质。
（华夏电子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