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3日訊】“本人臉不厚、心不黑、口不甜、骨不軟；犯上不作亂、崇洋不媚外；不請不送、不吹不拍、不淫不貪、不卑不亢。”這是 1990 年姚立法競選湖北潛江市第二屆人大代表時的自述。這位被稱為“姚代表”的民主鬥士，1987 年開始參加潛江市人大代表選舉；1998年，他第一次以獨立候選人身份正式當選為潛江市人大代表。去年10 月，他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觀摩美國總統大選。
他行走在中國基層民主道路的最前沿，雖歷經磨難但為民主奮鬥之癡心不改，“下一屆潛江市人大換屆我肯定還要參選”。他總結了參加選舉的八大條件： 1 、為人無懈可擊； 2 、熟通相關法律； 3 、經濟上撐得住； 4 、家裏人支持，起碼不反對； 5 、不怕吃苦，不怕吃虧； 6 、身體要好； 7 、不怕失去工作； 8 、有適當的文字和口頭表達能力。
本報記者在“首屆南方農村報•中國農村發展論壇”會議間隙就村民自治、人大選舉等問題對他進行了專訪。
選舉阻力來自鄉鎮
湖南衡陽，因為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于建嶸教授的一篇調查《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而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衡陽農民為抵制稅費負擔而自發成立農民維權組織。
今年6月前後，姚立法去了幾趟衡陽，觀察第六屆村委會換屆選舉。他對一個鎮進行了普查，全鎮51個村的換屆選舉沒有一個是規範、公正和合法的。
“農民希望把選舉搞成真的，競選很活躍，很多村民派發競選材料。但這些競選活動卻遭到地方政府的百般阻撓和禁止。”姚立法說。
“衡陽關於村民選舉的檔就直接與中央抵觸。它把中央文件規定的離任審計變更為只審計離任當年，故意漏掉任期前兩年的審計。”
有學者分析，“免稅後，鄉鎮政府與村級的經濟關係不再緊密，鄉鎮也不再控制村莊的選舉了。今年的選舉呈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
對此，他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反擊。姚代表說，“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在比較偏僻的村莊，鄉鎮政府會壓制競選者，因為競選者有一個口號：清查歷史債務；而在城郊的村莊，土地的巨大利益使鄉鎮政府的控制欲更強。另外，一些辦證等方面的亂收費項目依然存在，如在衡陽某些地方，辦個身份證就要收120元，而民選村官可能會帶頭抵制這些違法現象，並會向鄉鎮政府爭取本村的各種利益。”
村委組織法有缺陷
“村委會組織法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救濟條款，如果我競選村官時權利被侵害，或者選舉組織者違法，比如投票不公開、無選舉會場、無秘密投票間等違法行為，我是否可以去法院起訴呢？法律沒有規定。”姚代表說。
“我們的法律本身就有問題，而有問題的法律執行起來又有問題，選舉都未搞好怎麼就進入‘後選舉時代’了？”他針對的是清華大學博士仝志輝提出的“中國已進入後選舉時代”之說 ( 見今年8月27日本報第一版《後選舉時代尤重自治》 ) 。
美國觀摩選舉的經歷讓他有了國際視野。“村委會組織法法條模糊不清，缺乏操作性”，姚代表說，以選舉法為例，“我們國家的選舉法總共才7000個字，而美國有一個州的選舉法就有13萬字。”
記者向他請教“賄選”的界定。他說，“賄選是指競選者給選民好處以改變選民投票意向的行為。中國的村委會組織法沒有對此作出規定。”
另外，在美國，選民對競選者捐款是一種正當的行為，但有嚴格的法律規範，比如個人對某個候選人的捐款一次不能超過多少，一年捐款的總數也有明確的限制。
“在我國，這也是個法律空白。”姚代表還提到，“我參加競選時也有人給我捐款，但都被我拒絕了。如果接受捐款的話，我會把這些捐款人、捐款金額等都公開。這樣我才不會違法，但捐款人卻可能因此被行政機關找麻煩。”
他告訴記者，“我不想把好事變成壞事，有錢能做事，沒有錢也能做小事。我競選用的都是自己的存款，儘管這樣還是被許多人查過。”
村民自治應當堅持
今年，全國村級換屆選舉進入第6屆，廣東的村級選舉進入第3屆，對村民自治選舉的形式社會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聲音，對此姚代表有自己的看法。
有些學者認為，選舉不適合中國文化，會導致村莊的分裂。姚代表以打麻將作比喻來回擊，“中國人打麻將的很多，四個人坐下來之前先要商定一個規則，如果沒有規則或者誰違反規則，那肯定不是打麻將而是打架。”
“所以分裂、混亂從來都不是合法選舉帶來的問題，而是非法的、不公正的選舉造成的。”他斬釘截鐵地說。
對於另外一種流行的觀點，即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村人口會減少，村民自治也會變得沒有意義。姚代表認同農村人口減少的事實，但“這個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且只要一個村莊有公共的利益存在，就需要對內服務管理和對外爭取利益，也就需要有一個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代言人。”
姚代表說，村委會選舉應該堅持，如果不能堅持，更高一級的民主就沒法進行。如果占中國最廣大地域和最多數人口的村民自治搞好了，那麼基層社會一定非常和諧。
來源:南方農村報 來源時間：2005-10-31(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