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1日訊】趙紫陽走了，對這個世界真的“無所謂”了。他的骨灰被拒入八寶山公墓。所謂“擔當生前事，何計身後評？”趙紫陽的在天之靈該不會在意的吧。當年，趙紫陽連鄧老爺子賜予的總書記的寶座都無所謂，他還會在乎進不進八寶山？趙紫陽屬於歷史、屬於人民，惟獨不屬於八寶山。十五年前，作為學生口號裡應打倒人員之一的趙紫陽，充滿愛護和期望地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動情地對學生們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這是他以自己的身價性命為抵押作的肺腑之言。即使十五年後的今天聞之，一樣會讓天下做父母的愴然淚下。
趙紫陽曾在一名大學生的背心上面簽上“無所謂”三個大字，實際上他已經知曉了自己日後的命運。為了良心和原則，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無所謂個人的得失”。 “無所謂”，換來的是十五年的不自由。曾有人說過，胡耀邦是中國最開明的傳統型政治家，趙紫陽是最保守的現代型政治家，兩人合作，相得益彰，創造了二十世紀中國最興旺的時期。趙紫陽對國人的貢獻豈止是“有益”兩字就可一帶而過的？！十五年前，趙紫陽說“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缺一不可”，他還強調要加強公民的憲法權利，要創造民主和法律的合理關係，民主必須依靠法律。是的，沒有民主政治的市場經濟只會導致“強權經濟”、社會的貧富差距會以驚人的速度急速擴大，當今社會的種種弊端印證著趙紫陽強調民主政治的正確性。
正像陳獨秀本質上是一個文人、瞿秋白本質上是一個書生一樣，趙紫陽本質上其實是一個紳士。他們都是中共黨史上有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格語）的“異類”，他們在中共培育的馬克思主義的後花園裡都種有一塊自己“精神的自留地”，他們都難成黨棍、都不是做總書記的料。像秋白就曾感言“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偏偏他們又都成了“總書記”，那是歷史的誤會也是歷史的選擇。他們永遠不可能成為為了政治利益而完全背棄自己良心和內心真誠的卑劣政客，他們永不能讓黨性戰勝人性，他們成不了“政治動物”。獨秀客死江津、秋白飲彈長汀、紫陽被囚胡同至生命的晚期，他們都是些不合作主義者。為了良知，個人的榮辱進退、自由甚至生命對他們來說早已“無所謂”。他們不是完人，但他們矗立起的人格的豐碑讓中共的另類“總書記”們相形見絀。
1935年夏，瞿秋白在告別這個世界前寫下了《多餘的話》，在其開篇瞿引用了《詩經》上的兩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寥寥十五字，勾勒出作者彼時那種深刻而孤獨的悲傷情懷。《多餘的話》其實並不多餘，瞿希望有這麼一天，有人能以一種真誠、一種深切的同情和同感，來理解他的這一份“心憂”和其背後的複雜意義。到了1989年夏，趙紫陽竭力要把學運導向民主與法制的軌道。然而學生不理解他，黨內的頑固派反對他。一句“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是否也是一種希望得到理解而又不被理解後的孤獨又悲傷情懷的自然流露？“無所謂了”是否也透著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心力交瘁後的無可奈何？！
趙紫陽在“六四”前一直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問題。實際上，中國的許多問題都應該是這樣解決的。對於“六四”，雖然現政府一直想對它“無所謂”，但事實上無論怎樣掩耳，“六四”都是無法摘除的一隻鈴鐺。要正視“六四”，也許是難堪的。但正如鄧小平否定了“文革”、平反了劉少奇一樣，對趙紫陽和“六四”的重新評價，對於有遠見的政治家來說，也未必不是政治上大有作為的一次機會。
趙紫陽曾被人譽為“中國的良心”，他沒有標榜過自己是“人民的兒子”，但他委實是人民的嬌子！面對鄧老爺子的蠻橫和“主殺派”的強硬，趙紫陽無所畏懼地“無所謂”，凸現出其不屈、洒落、自信的錚錚風骨。對趙紫陽，雖然有人千方百計想讓人們淡忘他甚至醜化他，但千萬天良未泯的人們的心中自有一桿秤。他不願做一個傀儡式的總書記，更不想用青春的鮮血去抹紅自己政治的錦繡前程。他縱然是一個政治上一時的失敗者，卻是一個不想對歷史“無所謂”的人。他是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真誠的人，這樣的人在這個浮光掠影、急功近利的時代越來越稀少了。為此，他迸發出的人性的光輝讓一些與他同時代的“領袖們”暗然失色。
正如一付悼念趙紫陽的挽聯所言：“難為漢相寧做楚囚，大丈夫無所謂了；青史留名人心自在，小朝廷何足道哉”。趙紫陽那富有個性特徵和人格魅力的笑容將永遠定格在歷史鏡頭中。歷史決不會塵封了他，也不會理會加在他身上的那些荒唐的罪名。歷史會牢記他的“無所謂”的！
－－原載《議報》第18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