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1）
近幾天，韓國天氣晴和，春風習習，我在漢城市加山洞附近的一座小草坪前散步，草坪四周那一簇朝天怒放的夾竹桃傳達了強烈的春的資訊。正是在這樣的資訊的感召下，我情不自禁地聯想起了中國民主的春天，如果說我的聯想是一個心理學上的事實的話，那麽與這個事實相應的是在今春的中國許多大城市的確出現了多年不見的人民自發性遊行、示威的事件，這樣的事件非常有力的預告了中國民主春天的來臨。按照外界的解釋，如果說這些事件有一個官方當局的“暗中縱然”的話，那麽與這個東西更爲重要的因素是中國民主春天的腳步有了一個挪動的機會；而挪動中，民主進程自身具有的因素到時間將會顯示它自己的性質。
雖然，我們大家都對官方操縱的民主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和心理，但是我們還是要看到：民主的運動——無論它是歷史上的或者現實中的——大都有一個“官方”的因素存在於開始的階段上，如果我們不認識這個一點，以爲民主的運動在無論什麽場合下都要和官方唱反調，那豈不是曲解了民主的意義。在19966年，毛澤東的個人因素和“66人民造反運動”的聯繫，1976年周恩來和“4、5天安門運動”的聯繫，以及胡耀邦、趙紫陽和“89民主運動”的聯繫，不都是歷史的事實嗎？解讀這樣的歷史事實，我們若還從中悟不出民主運動的特別道理，那麽，即使民主的春天即使已經到了老成的時候，我們也只會用“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話來搪塞之。
（2）
從1989年的“6、4”算起，中國政治大約經過了15年之久的“壞死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壞死”的現象主要地表現在城市的街道“死”了，人民的政治覺悟也“死”了，在這個長時間內（在社會學上，它是一代人的時間），除了1999年夏天勇敢的法輪功信衆上街進行無聲的偉大的抗議外，中國各出現了一種死亡性質的“安定”，用哈維爾的話來說：社會“安定得象一個陳屍所或一座墳墓”。正因爲存在著這樣的情況，所以那些作爲人並且披著“人皮”的“壞了人的”“內囊”的人在用“太平盛世”這樣的語言來粉飾現實時，“壞死的時期”才象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樣地走向了“反面”。
發生於去年的中國大規模維權運動就是很好地說明。2004年11月份，震驚世界的“漢源事件”（被某些外界媒體叫做“漢源暴動”）是因過度的壓迫而造成的社會危機的一次總暴露。15萬人民起來赤手空拳地同國家武裝力量形成的對峙局面，是社會內部的“革命性因素”的一種外在地表現，爲群體性的反抗暴政提供了一例最好的聲明。同年10月18日，發生于重慶市萬州區的大規模群衆騷亂表現了一個“高風險社會”中的“非高危人群”在突發性事件中的角色的轉變，它起因於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名市民被打後當局處置行爲不當，就這樣的“一個很小的火星”——一家中國的非官方媒體說——“完全釀成了一場大火！”至於說到發生於本年度的數十期影響巨大的自殺性維權行爲就好象絕望的維權者們用不同的語言在說著同一句話：“天日害喪，吾與汝同偕亡！”
正因爲存在著這些前奏性的事件，所以新一年的民主年份的春天就變成了一個可以指望的事實了。
（3）
在分析中國今春的民主形勢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前些日子發生的“畫州事件”看成是公民維權運動到民主運動的銜接點，全國許多大城市發生的涉日遊行事件已經是“標準”意義上的民主的運動了。在這裏，如果我們戴上民主的“望遠鏡”和“放大鏡”就會發現運動中間爆發出來的那些埋藏於社會深處的巨大的憤怒和巨大的怨氣正在不遺餘力地尋找著如何一個“出氣孔”，哪怕這個“出氣孔”如此的微不足道。
我不否認目前出現的涉日遊行有官方默許的成分，但是這樣的成分在民主的運動中的作用卻無論如何不能夠被擴大的來看待，學生們和市民們涉日情緒之高漲的內在的原因是國內政治而非國際政治，因此，在這裏一個情緒的表達的意義和被表達的感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民主的本意是公民政治情感的自由的表達，而不是所表達的情感就一定要接受民主的評定。如果說這樣的情形同中國專制政府的對外政策有一個自然的關係的話，那麽在外交上的排除人民的專制獨裁式做法也是引發人民不滿的直接的原因的話，於是，民主形勢的形成就同一般意義上維權運動有了區別；這樣的區別如果被我們充分的認識的話，那麽自然界的春天同民主的春天就可以的協調在一起了！
在這篇短文中，我不是要對於民主的春天作出如算命先生一樣的結論，預言某月某日民主的運動就會成功，我只是說民主的春天同自然界的春天一樣，有一個“嚴冬過後必是春”的規律，儘管到今天爲止，我們誰也說不清楚這個春天會不會出現如“89”之春的那樣出現一個“倒春寒”？
春天固然是美好的，但是，中國的詞人還是說出了一個“乍暖還寒時節，最難將息”的話，我在本文的末尾，願用這樣的話同諸君們共勉！
200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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