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7日讯】（1）
近几天，韩国天气晴和，春风习习，我在汉城市加山洞附近的一座小草坪前散步，草坪四周那一簇朝天怒放的夹竹桃传达了强烈的春的资讯。正是在这样的资讯的感召下，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了中国民主的春天，如果说我的联想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事实的话，那麽与这个事实相应的是在今春的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确出现了多年不见的人民自发性游行、示威的事件，这样的事件非常有力的预告了中国民主春天的来临。按照外界的解释，如果说这些事件有一个官方当局的“暗中纵然”的话，那麽与这个东西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民主春天的脚步有了一个挪动的机会；而挪动中，民主进程自身具有的因素到时间将会显示它自己的性质。
虽然，我们大家都对官方操纵的民主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和心理，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民主的运动——无论它是历史上的或者现实中的——大都有一个“官方”的因素存在于开始的阶段上，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一点，以为民主的运动在无论什么场合下都要和官方唱反调，那岂不是曲解了民主的意义。在19966年，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和“66人民造反运动”的联系，1976年周恩来和“4、5天安门运动”的联系，以及胡耀邦、赵紫阳和“89民主运动”的联系，不都是历史的事实吗？解读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若还从中悟不出民主运动的特别道理，那麽，即使民主的春天即使已经到了老成的时候，我们也只会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话来搪塞之。
（2）
从1989年的“6、4”算起，中国政治大约经过了15年之久的“坏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坏死”的现象主要地表现在城市的街道“死”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也“死”了，在这个长时间内（在社会学上，它是一代人的时间），除了1999年夏天勇敢的法轮功信众上街进行无声的伟大的抗议外，中国各出现了一种死亡性质的“安定”，用哈维尔的话来说：社会“安定得象一个陈尸所或一座坟墓”。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些作为人并且披着“人皮”的“坏了人的”“内囊”的人在用“太平盛世”这样的语言来粉饰现实时，“坏死的时期”才象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地走向了“反面”。
发生于去年的中国大规模维权运动就是很好地说明。2004年11月份，震惊世界的“汉源事件”（被某些外界媒体叫做“汉源暴动”）是因过度的压迫而造成的社会危机的一次总暴露。15万人民起来赤手空拳地同国家武装力量形成的对峙局面，是社会内部的“革命性因素”的一种外在地表现，为群体性的反抗暴政提供了一例最好的声明。同年10月18日，发生于重庆市万州区的大规模群众骚乱表现了一个“高风险社会”中的“非高危人群”在突发性事件中的角色的转变，它起因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名市民被打后当局处置行为不当，就这样的“一个很小的火星”——一家中国的非官方媒体说——“完全酿成了一场大火！”至于说到发生于本年度的数十期影响巨大的自杀性维权行为就好象绝望的维权者们用不同的语言在说着同一句话：“天日害丧，吾与汝同偕亡！”
正因为存在着这些前奏性的事件，所以新一年的民主年份的春天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指望的事实了。
（3）
在分析中国今春的民主形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前些日子发生的“画州事件”看成是公民维权运动到民主运动的衔接点，全国许多大城市发生的涉日游行事件已经是“标准”意义上的民主的运动了。在这里，如果我们戴上民主的“望远镜”和“放大镜”就会发现运动中间爆发出来的那些埋藏于社会深处的巨大的愤怒和巨大的怨气正在不遗余力地寻找着如何一个“出气孔”，哪怕这个“出气孔”如此的微不足道。
我不否认目前出现的涉日游行有官方默许的成分，但是这样的成分在民主的运动中的作用却无论如何不能够被扩大的来看待，学生们和市民们涉日情绪之高涨的内在的原因是国内政治而非国际政治，因此，在这里一个情绪的表达的意义和被表达的感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民主的本意是公民政治情感的自由的表达，而不是所表达的情感就一定要接受民主的评定。如果说这样的情形同中国专制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一个自然的关系的话，那麽在外交上的排除人民的专制独裁式做法也是引发人民不满的直接的原因的话，于是，民主形势的形成就同一般意义上维权运动有了区别；这样的区别如果被我们充分的认识的话，那麽自然界的春天同民主的春天就可以的协调在一起了！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是要对于民主的春天作出如算命先生一样的结论，预言某月某日民主的运动就会成功，我只是说民主的春天同自然界的春天一样，有一个“严冬过后必是春”的规律，尽管到今天为止，我们谁也说不清楚这个春天会不会出现如“89”之春的那样出现一个“倒春寒”？
春天固然是美好的，但是，中国的词人还是说出了一个“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的话，我在本文的末尾，愿用这样的话同诸君们共勉！
200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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