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6日訊】 一

採訪緣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門的金沙遺址旁訪問了從臺灣回來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個子，黑風衣，目光陰郁，笑容苦澀，與冷雨連綿的盆地天氣挺般配。我們在約定的茶房單間落坐，唐先生取下圍巾和大衣，搓著雙手說：“總算暖和一點了。”

我點頭應和的瞬間，卻驀然從這下意識的搓手動作中，看見了若干勞改犯的影子。十幾年過去了，我仍然從夢裡一次一次回到監獄，裡面有一位長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國民黨特務，他在大陸潛伏了20多年，剛一露頭，恢復與臺灣的組織聯系，就被破獲了。

經國安部門審訊，此特務的接頭暗號為——把沙漠改造成綠洲——於是他在獄中的綽號也叫“綠洲”。我栽進去時，“綠洲”已被勞動改造了十幾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剛要提起這個話頭，以活躍一下氣氛，卻見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開錄音機的同時，動筆記錄。

唐先生原籍江蘇鹽城，卻於1940年10月5日出生於抗戰陪都重慶。其父唐××，1932年畢業於由蔣介石任校長的南京中央政治學校第一期，為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朱家驊、羅家倫、陳果夫等人的學生，因此同中統cc派關系密切，也曾參加軍統前身“復興社”。唐父畢業後，即派往黔東南，任過岑鞏、黃平的縣長，接著升任貴州省煙酒專賣局局長。自此平步青雲，擔任過廬山軍官訓練團教官、別動總隊中隊長、陪都煙酒專賣局局長、湖北省政府主任秘書，直至中央合作金庫主任。在國民黨政府敗退之際，負責將一部分黃金美鈔運往臺灣。

唐先生的母親為四川簡陽人氏，畢業於國立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曾受教於錢玄同，並與劉和珍、許廣平同學。曾輾轉於山東濟南、青島、煙臺及廣西梧州等地，教書為生。1948年冬，為躲避戰禍，離開丈夫，攜兒帶女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卻不料國軍兵敗如山倒，作為大後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動蕩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終日，就以數封電報催促已准備棄家出境的唐父來川。

其時，唐父身在廣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親情難舍，他不顧朋友和同僚們的警告，在大潰敗中逆流而上，企圖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離。可事與願違，四川眨眼之間就“解放”了。唐父於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慘遭槍殺。

話至此，唐先生悲嘆道：“生死關頭，父母都鑄成了大錯！”

我疑惑道：“國共交兵，按你父親的官階，應該作為戰犯的。”

唐先生道：“在戰場之外，有多少俘虜被屠殺，至今也沒個確切的數字。母親為此悔恨終生，她認為父親沒有殺人放火，隻要繳械，總會放一條生路。哪料到不僅搞得家破人亡，還要殃及後人。”

我心想：“放一條生路又能怎樣呢？‘綠洲’潛伏了幾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著發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雖然還沒至‘名利於我如浮雲’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錯誤了。”

“此話怎講？”

“人在二、三十歲時犯錯，哪怕是不可饒恕的大錯，到了五、六十歲，差不多會隨著時光的流逝，時代的更迭，被沖刷得干干淨淨﹔可已經60多歲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錯，哪怕不是不可饒恕的大錯，因為沒有改正的機會，人們將會為一個小污點而記你一輩子。”

“這麼嚴重嗎？”

“你現在才40多歲，勉強來得及浪子回頭，當然體味不了浪子回不了頭的悲觀。”

“那就書歸正傳，”我沮喪道，“人生若夢啊，明早醒來我也60多歲了。”

二

唐存理：父親被鎮壓後，家裡的頂梁柱倒了，作為“新知識女性”的母親隻能忍辱負重，靠江蘇老家親戚們的微薄資助，艱難度日，拉扯兒女。1951年，我剛11歲，就以優異成績考上了歷史悠久的名牌學校——石室中學。

老威：黑五類的子女也能進名牌學校？

唐存理：政權交替，為安定人心，共產黨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口號，不少舊社會過來的公職人員還參與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時小小年紀，就知道要有出路，隻能發奮讀書，學好本事，為社會作貢獻。我的成績在學校一直名列前矛，並且還在課外自修高等數學、流體力學等大學課程，我在這方面有些天賦，我的理想是做個工程師。

1957年夏天，由於毛澤東“引蛇出洞”陽謀的成功施展，大規模的反右開始了。我父母的親戚，絕大多數成了右派。在如此“黑雲壓城城欲催”的政治環境下，我高中畢業，並且參加高考，結果盡在意料中——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後，我才從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員口中得之毛澤東在當時的內部指示：“培養他們（指關、管、殺）的子弟，無異於栽林養虎。”

由於落榜的打擊，我們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掃地出門的高材生經常聚在一塊，邊喝茶邊發表對現實不滿的言論。由於懷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極端的同學甚至主張偷越國境。有個叫葉ΧΧ的，還來動員我一起逃。因為我膽子小，對母親、妹妹也比較依戀，就拒絕了。後來以葉ΧΧ為首，釀成一起企圖投敵叛國的集團案，我無端受到連累，幾乎死無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學》曾有個編輯，叫ΧΧ，57年做青年學生時被弄成右派，一時沖動，就跑到深圳。那時的深圳還是個偏僻的小漁村，ΧΧ選個水草密的地方，四顧無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頭一排子彈給打了回來。後來，ΧΧ獲投敵叛國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獄時已50多歲了。

唐存理：可葉ΧΧ沒等到平反釋放，就死在獄中了。這起案子判了二十幾個人，許多人我都不認識。

老威：你在社會上流落了幾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於家境貧寒，我一直打臨工，其間也在小學和民辦中學代過課。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車處，地點是南郊紅牌樓。我們當時修土鐵路，干得熱火朝天。

老威：什麼是“土鐵路”？

唐存理：這也是1958年大躍進中誕生的奇異風景——中間是一條簡易鐵路，鐵軌上趴著三、四節貨廂，你猜用什麼作動力？

老威：火車頭嘛。

唐存理：汽車頭。騎在鐵軌兩邊，吭哧吭哧拖貨廂，遠看像機械馬拉車。可鋪鐵路要耗費大量人力，我們干了幾個月，輾轉了好幾個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號。

那天上午還在賣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著在工地食堂召開幾十人大會，領導和積極分子先後發言，把斗爭氣氛搞熱了，才大吼一聲：“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來！”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時一輛小轎車駛進工地，那年月，這非常扎眼。從車內鑽出一高一矮兩位便衣公安人員，他們目不斜視地走進會場，從積極分子手裡接過我，轉身押入轎車後座。

群眾都湧出會場來看戲，轎車發動了。接著繞出工地，經過大街，駛入成都市中級法院的大門，就停在院壩裡。而我下了車，被繼續朝前帶，直到拐了幾個彎，才在挂著“成都市勞動教養辦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剎步。

從下午4點折騰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勞教中轉站有許多野獸籠子一般的監房，我被丟進其中一間，面積約10來平方米，卻羈押了20多人，滿的像開了鍋的湯。起夜躡手躡腳靠近旮旯裡的尿桶，倍覺艱辛，待尿完折回，卻尋不見原來的鋪位了，隻好支著半邊屁股作思索狀。

我在這兒關了6天，熬得雙眼通紅，卻輾轉難眠。我以為自己會同許多人一樣，判勞教，去邊遠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親身邊了——窒息般的絕望一陣陣襲上心頭。

1960年1月5號晚上，我被喚出監房，押解至勞教監所外面的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靠裡的條桌後，並排坐了兩個人，我猜大概是審判員和書記員，而旁邊小桌後，坐的就是陪審員了。審訊過場走了約10分鐘，無非是對照已打印好的《判決書》，——核對姓名、年齡、住址、個人和家庭成分，驗明正身。

我雙手顫抖地接過《判決書》，見上面的日期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勞教是公安機關說了算，還需“判決”嗎？

唐存理：勞教是不需要法院判決，隻要一紙《勞動教養通知書》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眾管制也要法院判決？我可是第一次聽說。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那樣，放在當地管制，而是管制勞教——比勞教的性質更嚴重。

老威：我還是不明白。

唐存理：勞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走法律過場，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順眼，都有權送你去勞教﹔而管制勞教是“敵我矛盾”，有正式起訴和判決，可管制的地點在勞教農場。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勞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輕吧？不知道。總之在當時，判管制勞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連《起訴書》和《判決書》都是一塊兒給我的，辯護就更別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師這種新鮮事物，也是在改革開發之後才有的。

《判決書》的原文是這樣的——
唐存理，男，現年19歲，本人出身學生，家庭成分偽官僚。對我黨有階級仇恨。攻擊我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民主，攻擊反右斗爭是壓制民主。與葉××、周××等糾集成反革命集團，企圖從廣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處管制3年，送勞動教養。

落款為“成都市西城區人民法院”，而公訴單位為成都市公安局，局長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狀太不過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時候發過幾句牢騷，或者別人發牢騷時我附和了兩句。至於偷渡，純屬無稽之談。可就因為這個，我勞改了將近20年！

老威：你沒想到會去這麼久？

唐存理：我太年輕了，還隨身帶著數學教程，想在裡面自學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國正發生著大飢荒，餓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麽熬過來的？

唐存理：記憶已經很模糊了。

老威：怎麼可能呢？當時我才兩歲，餓出了水腫病，差點死了。直到如今，做夢都怕挨餓。

唐存理：我不是張紫葛那樣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細節對你描述得身臨其境。我隻是個記憶很糟的普通人，腦子裡有就有，沒有也編不出來。我先被送到雅安裡面的天全硫磺礦。那是大山區，一年四季陰霾密布，氣溫很低。勞改犯從海拔極高的地方背礦石下來冶煉，毒煙彌漫，經常出事——我曾親眼見一場大火燒死幾十個人。幸而我體質太差，就分在蔬菜隊，不久就餓出了水腫病，住進了醫院。

老威：當時的糧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這是小秤，也就是16兩為1斤，金裹銀，紅苕為主。

老威：金裹銀？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飯，金燦燦的一鍋。糧食不夠吃，有經驗的犯人就憑生存嗅覺，四處偷東西，田裡、地裡，甚至入土三尺，隻要能進嘴，都去掏。我算個讀書人，無賊心賊膽，隻能靠定量干撐著。當然也學著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結果上吐下瀉。在醫院住了一年，差點就死了。我一米八幾的個子，瘦得隻有79斤，形同枯骨。連呼吸都累，一張皮扯得跟拉風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圍有餓死的人嗎？

唐存理：我餓得神智不清，不曉得四周進出了多少人。可醫院的後面山腳就是野墳地，有時一車拉走幾具屍，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裡扔，那聲音隔牆傳進病房，朦朧中就聽人議論：“扔大炮了！”一會兒，又有人用手電射我的瞳孔，檢查是否活著。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經下意識地繃緊了。

老威：我早年當卡車司機，經常從那一帶翻二朗山進康巴藏區，不知你說的硫磺礦在哪個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腳基坪，有1萬多犯人，主要是背礦和煉礦。記得吳弘達寫過“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書裡也有一張勞改營的分布圖，但這遠不是全貌。中國到底有多少監獄和勞改農場？恐怕連司法局的官員也弄不清楚。區、縣、市、地區、省、中央，我估計方圓幾百裡就有一座監獄，這還不算私設公堂。

老威：你能從大飢荒年代的勞改犯裡活出來，真夠幸運。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許多場景、許多記憶已經被抹去。一人獨處時，某個褪色的畫面，某個亡友的名字會突然閃一下，搞得渾身起雞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頭皮也想不起來。就像火山灰燼，還熱得燙手，卻已看不見、說不出毀滅性的具體細節。

總之，腳基坪毀於山洪爆發與硫磺礦的火災，死了太多的人，連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脅，才不得不轉監。62年往大涼山普格縣的蕎窩農場遷，一長串的密封囚車由公安部門押送著，經過雅安、榮經、漢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張紫葛那樣講得再詳細一點嗎？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記性太糟。我乘的病號車，擠在身邊的都是一具具骷髏，偶而掄一掄胳臂，才發覺是人，不過瘦得不行了。一張皮，幾根筋，一把骨頭——不單病號，所有從腳基坪幸存下來的犯人都這樣。顛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見衣衫襤褸的老百姓，那真是個十室九空的年代呵。榮經縣委書記姚青你知道嗎？他可是全國響當當的人物，因為在他的治下，榮經縣的餓殍高居全國之冠，最後連抬屍體也找不到人，就連死人帶房屋晾著，惡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頂朽了，轟地塌下來。這個鬼見愁的姚青書記被中共當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見過這位姚書記嗎？

唐存理：在蕎窩農場，我曾與國共兩黨的一些將軍、官員關在一個隊，其中就有這個姚青。當我問起餓死人的事，他還不好意思。據說他後來不服判決，一直申訴，還平了反。

老威：申訴理由呢？

唐存理：他覺得是上面的政策錯誤，自己隻是個執行者，不該負主要責任。現在這段歷史成了中共的糊塗帳，而芝麻官姚青或許早死了。

(待續)

《人與人權》（www.renyurenquan.org）(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