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6日讯】 一

采访缘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40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60多岁了。”

二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年，我刚11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矛，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ΧΧ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ΧΧ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ΧΧ，57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ΧΧ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ΧΧ获投敌叛国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50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ΧΧ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19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20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账，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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