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1、「論人民文革」是一篇好文章
劉國凱在2005年末寫作的《論人民文革》的文章，刊登在06年1月號的《北京之春》上，這一篇文章寫得很有水平，通篇充滿了說理，無劍拔弩張之氣，亦無學者論述問題時容易犯的那種枯燥無味之毛病，他用一種非常平穩的語言把一個在全世界和全中國範圍內受到嚴重歪曲的「人民文革」給整理出來了，並且賦予了它以民主的意義，的確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的論文，值得所有熱衷於研究中國民主運動和民主問題的朋友們的閱讀。這篇文章我閱讀了3篇，並且在博訊網站上發了幾句簡單的支持性的帖子，但是，我要說明的是我這一篇文章不是專門地評論性的文章，而是在一篇讀後感。
我認為中國民主運動現在發生著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具有研究能力和水平的中國民運人士不善於有價值地提出問題，因此中國民主運動已經出現的那種「死結」就有著一種長時間解不開的困惑。正因為因此，中國民主運動一直走不出低谷的現象就是一個非常困惑人的問題，在民主問題上，別說以「業內」人士的眼光看中國的專制制度快要「完蛋」了，就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它也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這樣的情況，按理說應該是海外民運人士和國內維權人士大展鴻圖的時候，但是恰恰相反，民運人士和維權人士都對之無所措其手腳；就這樣的現象著眼，我認為劉國凱的文章有著要解開中國民主的」死結」的作用，所以我對這一篇文章持有一個很高的評價就不至是對文章的作者持有敬意，而同時也是對他們善於提出問題的方式持有敬意。在劉國凱的文章的啟發下，我在想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民主運動其所以成不了氣候，是不是目前運動的現狀與它的歷史和傳統脫節？
2、多元的文革和對文革研究的多元化問題
世界上就有這樣的事情，有的時候，一個現象非常複雜、內容非常龐大、意義非常深奧的問題卻往往被人們用非常簡單的方式討論著和議論著，好象這種東西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如我們日常說所的「傻瓜型」問題，如同「傻瓜照相機」可以由「傻瓜」擺弄那樣。在我們中國，1966年的問題就是這樣。在中國幾乎沒有認為自己不可以談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所以連那些對文化大革命一無所知的人也不認為自己就沒有談論它的資格，在許多的場合他們是可以大擺文化大革命的龍門陣的，特別是在今天，當多元化這樣的字眼所表示出的內容已經有了一個流行的趨勢的時候，在議論或敍述一件事情時，就沒有需要強求一個統一，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給那些半瓶醋的人談論自己不懂的事情提供了「時代」的方便，於是，那些真正有資格進入問題研究的人，反倒顯得不重要了或者是應該「靠邊站了」。
文化大革命（我叫它66運動）發生在一元化的中國共產黨社會出現了3元化分裂的時刻，就這一點來看，它本身就是一個多元化的產物。我在1985年寫作的《66運動論說》一書稿中對這樣現象做了一個專門的說明，其觀點是，在1966年以前，中國共產黨社會雖然也有毛澤東的一元、共產黨的一元和中國人民的一元存在，但是這3元是以同心圓形式存在著，因此可以看成是一元的東西；但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發展的關鍵時刻，這個同心圓的社會出現了「大分化、大組合」的現象，於是毛澤東這一元（個人的）和人民的這一元都從共產黨那種一元中分裂出來了，於是就形成了一個3元現象，就這個現象看，一個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已經被分解成為3個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共產黨的和人民的；但是就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元化的，而且是多元化的，分裂為至少2個以上的派別對立和派別衝突。如果說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的現象的話，那麼，對這個現象的研究和敍述如果只出現一個版本那才是不正常的，所以在我們中國從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天算起，就已經存在著多個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敍述」版本，而且其中的版本內容相互衝突之事乃是從那時就有的。
在一元化的時代中，我們認為一個事情的發生只有一種情況，而對這一種情況的」敍述」也存在著一個版本，那是自然的，用不著說明的，因此人們在已經獲得了一個版本的對事物的「敍述」的時候，就意味著它是「正確」的，於此相應的是不同於這個版本的「敍述」（不論它是可能的或者現實的）都被歸類在「錯誤」之中。就這一點來看，在毛澤東逝世前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社會上所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好還是壞的辯論」也好象不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但是，當毛澤東在用一元化的思想和觀點去組織價值時，這樣的價值非但沒有被組織起來，反而受到了破壞——這樣的事情很早就已經證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元化的研究方式的失敗和無效，因此到今天的時候，所有認為中國社會只有一個文化大革命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用劉國凱的話說，這叫「文革不止一套。」
到今天為止，我個人發現對40年前中國的這一個文化大革命已經形成了5個不同的「敍述」版本：
1毛澤東版（無產階級革命論）；2鄧小平版（毛澤東錯誤論）；3共產黨版（社會大動亂論）4宋永毅、王玉琴版（受難論）；5劉國凱版（人民文革論）；
在分類意義上，以上的5個版本可以分為「解放」的和「害人」的兩大類：「解放」類有1和4、；「害人」的有2、3、4。但是無論是「解放」人的，還是「害人」的，除版本3外，我認為都沒有一個嚴格意義的「錯誤」。為什麼呢？因為每一個版本都有著大量的事實的支持，都在一定的程度上道出了一個道理或者說列舉出了一種「真理」，也都同時地維繫著這個版本的「敍述者」的人性價值。
就純粹的理論意義分析，版本1說不上有什麼錯誤，如果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應該是「無產階級」的，而「無產階級革命」革命要解放全人類，而解放全人類的事情在1966年表現為「解放人民群眾」，用毛的話講「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我看不出有什麼錯誤，用民主的方式把所有不代表人民的共產黨當權派拉下馬，也好象沒有什麼錯誤？版本2，好象也是有道理能夠說通的，毛澤東作為党的主席本應該模範地遵守黨的紀律，執行黨的決定，怎麼能夠容忍他學著紅衛兵的樣子「造反」「炮打」共產黨中央呢？如果共產黨中央裏都出現這樣的毛澤東式的「孫大聖」，不就是「烏乎哀哉」的了嗎？宋、王的第個4版，我也看不出有什麼錯誤，它是一個文學的版本，為社會上的不幸的人哂淚的行為是文學和藝術的偉大力量之所在，因此它的價值也是一流的，但是儘管如此，這個版本對於文化大革命啟動了的數以億記的普通中國人的解放意識的忽視卻使它偏離了民主，因此也就沒有機會可以在自己已經創造出來了的空間中安置「解放」的價值，於是一個「受害者」的版本在本來可以為建立「解放」的版本的「橋樑」時卻變成了對「解放」版本的「否定」——這就好象有些可惜的了。因此說來說去，我反對的只是版本3，即共產黨的「社會動亂論」，我認為給民主的運動套上「大動亂」的緊箍咒，的確是所有的要求民主的人都應該反對的，因此，我原則上只認為這一個版本是「錯誤」的（版本2和它有內在的聯繫的那些部分也是錯誤的），值得我們所有的熱愛民主愛好自由的人的批評和批判，並且人們應該運用發動第2次文化大革命的實際行動（如1989年偉大運動的參與者那樣）以求擺脫它。至於說到版本5，那麼……
3、人民應該紀念自己的「文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在去年寫作的《論1966年》的文章中就提到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在1966年這個特殊的年份上發生了中國乃至全世界上的一個「史無前例」的事件，就是在這同一年，中國社會事實上可以說是同時產生出了以上5類性質根本不同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於把所有的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弄得如墮5裏霧之中了。這樣的一個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的現象就叫66現象，當然要研究它不是每一個都能夠勝任的事情了。也許是經過40年的時間的積澱，對66現象的研究就出現了我上面所說的5個版本，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其中確有一個劉國凱所說的「人民文革」的話，那麼「人民」紀念自己的「文革」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了。
但是在我們中國，如果你認為所有的天經地義的事情都是本當如此，或者說是明明白白的，那麼你就太糊塗了，其實，在中國就是有那麼一部分人要千方百計地摸去「人民文革」在人民中間的記憶，如果說這樣的記憶聯繫著「7億中國人民」用民主的政治造反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打倒了（除解放軍師以下黨組織外）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以及各級組織中的當權派人物的話，那麼這樣的一次運動一定要由中國人民再做一次的事情就不是我們生活在中國社會現實中的人的偏好所能夠決定的，在這我們得承認有一個「天命」的問題或者「天意」的空間，它在某種徹底上也相當於辨證唯物論歷史觀中的所謂「客觀規律」。
在這裏，我認為在民主的生活和民主的秩序中，如果不存在一個集合意義的人民的話，那麼這樣的意思絲毫都不能夠說在專制的社會中也不存在集合意義上的人民。在專制的生活中，人民遭受專制壓迫的這一種事實，使得人民對於共同命運的認識有著基於人性意義上的一致性，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必然就要求著所有關心人的解放運動的人要在有關人民觀念、人民思想以及人民歷史意識等等方面進行探索，因為民主的運動如果在今天的條件下若不被理解成為一個人民的運動的話，我們就不可能找到中國民主之門，何談登堂入室呢？在40年的時間中，如果我們中國人民通過正反兩個方面的事實已經認識到了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即「人民文革」的歷史意義的話，那麼我們今天的紀念它的行為就不是象共產黨中央那樣的在人民大會堂裏開一個茶話會那樣的就完事了，一種在紀念中將要復活的人民造反精神就是我們中國人民可以戰勝中國專制主義的法寶。在偉大的1966年，不正是人民廣泛運用這「法寶」同各級當權派作戰，才奪取了政治大解放運動的勝利嗎？
4、我對「人民文革」的研究與理解
劉國凱的文章激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準確地說，我研究「人民文革」的事情開始於1974年的春天，那時我在陝西省軍區某部任排長（當時代理團宣傳股幹事）。就在那時我寫作了專門批評、批判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的書稿，但是同朋友們想像的不同，在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遭到了鄧小平「否定」的20世紀80年代它也沒有可能公開面世，因為它在尖銳地批判了毛的理論的同時卻為「人民文革」作出了熱情的歌頌和讚揚，並且預言這個已經失敗了的「人民文革」一定會在將來的某一天一定會贏得最後的勝利！在這部寫作這部書稿時，我還沒有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解放出來，因此，我運用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中引用的黑格爾的話，說歷史一定會以兩次形式出現，第1次是「悲劇」，第2次是「喜劇」。
隨著我研究的不斷地深入，我也就越來越多地發現了「人民文革」的性質和意義，因此為了同「毛澤東的文革」、「鄧小平的文革」和「共產黨的文革」區別開來，我對「人民文革」起了一個「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的名字，其所以要起這麼一個名字就在於我認為，這個名字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人民文革」的性質，也就是說「人民文革」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不是一個階級的（如毛所說的「無產階級的」），而是超階級的「人民」的，即是學生的運動，又是工人階級、市民階級、農民階級和廣大普通幹部階層的運動；它要解決的問題，不是中國會不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也不是防修反修的問題，而是政治上如何解放人的問題；它不是象華國鋒、鄧小平所說的搞了10年，而是2年零11個月；它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在它的最紅火時刻，除第4個版本中的那些一貫可憐的人（當時叫「地、富、反、壞、右」）以外（大約占當時中國大陸總人口的5%）幾乎可以說所有的人都獲得了批評、批判政治當權派的權利，獲得了在「一個鼻孔出氣」的基礎上的人的自由結社權，獲得了散發揮發性言論的自由權利，並且用大字報的方式獲得了事實上的「出版」言論的權利，因此，我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你要為中國人民列出一個「權利的清單」的話，我說這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權利清單」的話一點兒也不過分。因此若不是就這樣廣泛的權利忽然間得來，又忽然間失去的情況著眼的話，那麼，我們中國人民何嘗沒有經歷過民主的生活呢？當然這樣的生活和正常的民主生活比較起來若說是有一個距離的話，那麼中國人民學習民主的事情也可能是一步又一步的，就符合事物的發展規則了……。
總之一句話，我認為「人民文革」是一個偉大的中國民主的版本，這個版本已經把中國民主的話語權完全地賦給了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守住這個偉大的版本，我們當年被消磨得將要完結了的人民精神就會再一次的偉大起來，這樣以來我們就會打破目前這種在無意識狀態中由我們自己所營造出來的悲觀、消極、沉悶、愚蠢的氣氛，使我們又一次地振作起來，又一次呼吸到偉大的「人民文革」的自由空氣，把中國民主化的事業進行到底！
不過我告訴大家，我雖然在31年的時間中為研究「人民文革」而寫作了10幾本專門的書稿，可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書稿沒有一本可以公開地在大陸出版，所以在劉國凱文章的鼓勵下，我準備從2006年開始，陸續地發表我已經整理好的名叫《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理解》的書稿（約25萬字），以實際行為迎接「人民文革」40周年。因此我也趁此機會建議劉國凱君能夠倡導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紀念「人民文革40周年」的活動，能否在在這個自由的國際社會舞臺上展示一下我們中國人民對「文革」的自我理解，而在中國，這樣的理解從「文革」發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控制和壓制。
(1/18/2006 15:16)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