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日訊】1949年5月1日，竺可楨日記說：「據衡哲雲，陶孟和頗贊成共產，近來大發議論」。不久，陶孟和成為中國科學院的幾個副院長之一。作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新青年》重要撰稿人之一，社會學家陶孟和在「頗贊成共產」之前一直是個自由主義者，他主持的社會調查所也是獨立的民間學術機構。
陶孟和早年先後留學日本、英國，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社會學專業，受到費邊社的影響，接受了通過社會調查改造社會的思路，他年輕時的著作《中國鄉村與城鎮生活》被譽為中國社會學的開路之作。他學成歸國後，即在北京大學任教，恰逢陳獨秀辦《新青年》雜誌，他不僅開闢了「社會調查」專欄，撰寫了大量直面現實、關注真問題而且「學有根底」的文章，還翻譯了名噪一時的易卜生劇本《國民之敵》，成為「五四」時代有影響的知識分子，1920年，他列名《爭自由的宣言》的7個簽署人之一，其他人包括胡適、蔣夢麟等，1922年， 他又是《我們的政治主張》16個簽署人之一，那個時候，他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都是和胡適站在一起的，在胡適養病期間，《努力週報》就由他與高一涵、張慰慈負責的。《現代評論》創刊後，他也是很重要的撰稿人，發表了許多有見地的文章，內容涉及教育改革、言論自由、科學研究、人口土地、種族問題、國際評論等方面。
主持社會調查所，可以說是陶孟和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這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調查機構，1926年成立之初受到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文化基金會的贊助，初名社會調查部，到1929年改名社會調查所，後來合併到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陶孟和是個自由主義者，不喜歡黨派色彩濃厚的人，特別厭惡國民黨的黨棍子，所以整個調查所內沒有國民黨組織，也沒有其他黨派組織，他對權力、對政治都是懷有戒心的，自由研究的空氣在調查所內佔了上風。
千家駒在北大讀書時是個「鬧事頭兒」，1932年夏天他大學即將畢業，工作還沒有落實，愛才如命的胡適讀了他的一篇文章，大為欣賞，主動提出幫忙，推薦他去社會調查所，陶孟和對胡適一向尊重，有了胡適的介紹，當然就沒有問題了，後來，陶一打聽，千家駒是個有名的「搗亂分子」，有可能是「共產黨」，就猶豫起來了，只好再去徵求胡適的意見，胡適的回答是：「搗亂分子與研究工作並不矛盾，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進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這樣的人才你不用，你還用什麼人呢？」經胡適這麼一說，陶孟和的顧慮也就打消了。
1933年7月，千家駒等奉命前往廣西調查經濟，那時廣西是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他們的地盤，與蔣介石分分合合，一直有矛盾。他們回到北平後，將調查報告整理成《廣西經濟概況》，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千家駒又另外寫了《廣西紀行》，在上海《申報》連載，刊登了兩天後，陶孟和看見了，很不高興，批評他不應該未得調查所同意，就在《申報》上發文章，要求停止刊登。一開始，他不太明白陶為什麼發那麼大的脾氣，因為陶為人一向是很平和的，從來不干涉調查所的人在外邊發文章。後來才明白，陶擔心的是社會調查所去廣西調查的事引起蔣政府的注意。調查所雖然不拿南京政府的津貼，但畢竟在人家統治之下，陶怕此事引起誤會，這是不得已的苦衷，又不便明說。
後來《益世報》老闆到北平找陶孟和，請他物色人選編一個副刊，他毫無成見地介紹了千家駒，接著就由千家駒主持辦了一個《農村週刊》。多年以後，千家駒還回憶說：「這一點的確是陶先生的偉大之處，他並不因為我的政治立場而對我有所歧視，《申報》事件發生後，他對我還是同樣信任」。調查所人才濟濟，許多人資格都比千家駒要深。《農村週刊》的文章完全由千家駒取捨，報社和社會調查所都不過問，他的方針是兼容並蓄、百家爭鳴，只要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都可以發表，同樣沒有辜負陶對他的信任。
社會調查所所後來與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併，遷到南京，「七君子」被捕後，南京救國會的另外兩個負責人被捕，也是負責人之一的千家駒倉促出走，最後寫了一封信給陶，告以不得已離開南京，正式辭職。在南京的一年，他整天為救國會的活動奔走，幾乎沒有做什麼研究工作，但陶從來沒有責備他。最後陶只是對他的離職表示惋惜。
抗戰期間，陶孟和為國民參政員，曾為國事多次發表意見，他認為「民主政治的進行主要的靠著自由討論」，以及「自由表抒自己的意見」。1944年7月24日，他在《大公報》發表的《論民主政治》一文中指出：「每個人既然做自己的主人，便要對自己的事有所主張」，自己的事「常變成國事或糅雜在國事裡」，「國事也可以影響他自己的事」，「人民便不甘緘默，而願傾吐他自己的意見，希望貢獻於政府」。其次，「沒有一個政府可以自詡為全知」，「必須依靠人民大眾經常的供給一部分的知識、見解、看法，協助它的政事的進行」，言論自由就是「人民源源而來的義務報告」和「義務意見書」，「人民對於政治的討論認真而旺盛」乃是「國家最可喜最有希望的現象」，「人民對政治冷淡，對於國家當前問題閉口不談，或談起來而只有說『管不著』、『管它去』、『讓它去』」，那麼「國事便真不可為了」。
然而，在時代的大變局中，在學術上卓有建樹的自由主義者陶孟和，還是無條件地選擇了正在冉冉升起的紅色王朝，同樣選擇了留下，與他同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就要清醒得多，他當年的日記顯然是有感而發。然而，誰讓他們都是中國人呢？無論怎麼選擇都改變不了這一身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