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9日訊】《頤和園》被禁止在國內上映和導演婁燁被禁拍電影五年，都不讓我們感到十分意外，相反，如果沒有這樣的處罰，倒會讓我們有「太陽打西面出來」的感覺。那些在銀幕和頒獎台上光彩奪目的導演和明星們，在電影局官員的眼裡，不過是束手接受訓斥的「小民」而已，你名氣再大也無濟於事，狹隘的政治侵入多彩的藝術空間，猶如野蠻的公牛闖入精緻的瓷器店，任你如何嘆息都是沒有用的。
撥開那些所謂「技術性原因」的迷霧，不用說，《頤和園》的「犯禁」，是因為影片涉及1989年的學生運動，其中包括片中人物參加學生示威的情節，「呈現了北京學生罷課聚集天安門，軍隊開槍對學生鎮壓的史實，還穿插大幅的新聞畫面。」
能夠想像這樣的電影在2006年的中國大陸上映嗎？倒不如說，在婁燁決定將電影故事的推進置放在八九民運背景之下的時候，他是選擇了一種對電影局和中國市場的「自殺性行為」。
婁燁是中國第六代導演中極具實力的人物，在《頤和園》之前，他曾經拍攝了《週末情人》、《危情少女》等影片，並執導了周迅主演的《蘇州河》和章子怡主演的《紫蝴蝶》，可以說，完成《蘇州河》和《紫蝴蝶》的拍攝後，他的創作處在一個迅速上升和成熟的時期，在這個時候推出《頤和園》，相信並非漫不經心的題材挑選。
迄今為止，婁燁的電影均與愛情故事相關，《頤和園》也不例外，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對男女長達17 年（1987年—2003年）的愛情，涉及北京、武漢、重慶、柏林等城市。對於其中的「敏感部分」，婁燁說：「如果你想敘述一個愛情故事是從一九八五年到兩千年的，你很難躲避這個大的環境（指八九六四——筆者注）。這是一個愛情故事，但它是發生在一個並且無法脫離開一個大的社會背景。」
我們知道，婁燁出生於1965 年，1989年學潮爆發的時候，他是北京電影學院八五級學生。有趣的是，「第六代」導演的最初界定，恰恰主要指稱北京電影學院85級的王小帥、婁燁、路學長、胡雪楊、張元、劉冰鑑這個群體，而第六代導演往往又與「獨立導演」，「地下電影」這些顯然不同於以往的現象聯繫在一起，顯示出他們在生存和精神層面上與前輩們的迥然斷裂。
我們不知道作為大學生的他們在八九民運時期做過什麼，但可以肯定地說，這些立志以影像記錄世界的年輕人，一定不會比他們的同齡人少看到什麼，我們同樣可以肯定，那一定會成為他們記憶的一部分。因此婁燁才會說：「這和我的那段時間以及那個時代的感受有關。這是一個作者行為。」他告訴我們，那時候他在戀愛。
因此，我相信，作為一個作品屢屢被禁的導演，婁燁讓六四的場景出現在他的電影中，並非「不懂政治」而造成的藝術事故，六四題材出現在這一代導演的影片當中，只不過是一個早晚的問題。如果把婁燁這個年齡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劃為等長的兩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六四差不多正處在他們生命年輪的中線。在六四這個現實斷裂點的兩端，一邊是「計劃經濟」和「天之驕子」的童年記憶，一邊是「輿論一律」和「權貴經濟」的沉重成長。
我們可以說，1989年6月4日，是整整一代人天真童年的最後一天。
而童年記憶，對任何藝術家來說，都是無法替代的創作源泉。對一些敏感型的藝術家來說，童年記憶甚至會在他一生的全部作品中留下印記。
無疑，六四是中國歷史上重大的不幸事件，「國家不幸詩人幸」，而政治與愛情，戰爭（想一下1989年街頭的坦克和達姆彈！）與愛情，歷來就是藝術之筆馳騁的廣闊地帶。處在戀愛季節的年輕人，懷著對國家和個人未來的憧憬，滿懷熱血和激情地走上大街，卻最終在殷紅的鮮血中由憤怒而驚訝，由驚訝而失語了。
十七年來，有關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的藝術作品少得可憐，除了政權的言論管制，僅從藝術創作自身來講，應該將部分原因歸於巨大的驚愕和無奈所造成的精神失重。憤怒使人喊叫，但不會走向藝術所需要的內斂，驚訝使人暈眩，卻不能重新找到在精神世界的定位。於是，在王光利的《我畢業了》之後，直到現在，才有了安田的《天安門情人》，才有了《頤和園》中的這二十分鐘。在1989 年春夏之交度過他們最後童年的一代人，今天已經步入中年，十七年後，他們手中開始掌握了部分話語權力，更重要的是，十七年，拉開了他們與赤裸血腥的時空距離，使所有的愛情、憧憬、恐懼和猶豫都可以成為一種審美的元素。因此，可以說，現在是六四進入藝術言說領域的時候了。
而十七年後的六四記憶和社會情境，似乎又特別符合婁燁電影語言的需要：缺少清晰的主題，卻有一種濃濃的情緒瀰漫在光影中。在《蘇州河》中，跳躍、恐慌、虛無、碎片的剪切、水粉畫的效果……在《紫蝴蝶》中，曖昧、死亡、時空流動，命運無從把握……這兩部以老上海為背景的電影，紀實風格的背後，貫穿著婁燁對七十年前那座城市的文化記憶。但是關於「記憶」這個主題，六四卻有著無與倫比的美學優勢：從時間距離上，只有短短的十七年，從文字與影像上，卻是一段被政治強權徹底抹掉的過往，因此，十七年前的六四比七十年前的上海更遙遠無跡，更能激起想像和懷古的情緒，人們只能從外白度橋上讀到歲月的斑駁，卻在任何一個十七年前的六四學子臉上，讀出整個中國的滄桑。
我們可以遠離政治，我們可以逃避時代的荒誕，但是誰又能抹去腦海中的記憶烙痕呢？狹隘的政治把一切都納入它的防堵領域，包括政治範疇之外的純藝術，《頤和園》是一部愛情電影，而不是政治電影，僅僅因為題材關涉六四，就註定在中國大陸的命運是被封殺，儘管它對「六四」的影像處理只不過是電影中的背景需要。我們甚至可以假設：即使電影《頤和園》「政治」一些，借以表達對政府鎮壓學運的支持態度，禁演的命運仍然是鐵定的。
對電影局所代表的勢力來說，他們不願意承認中國有六四這樣一段歷史，他們不願意承認婁燁們的愛情與憧憬戛然而止的那個年代的血跡。
可是，他們的前輩射殺了處在愛情季節的蔣捷連、王楠，卻不能抹去整整一代人的記憶，即使他們不讓「六四」這個數字出現在任何公開出版物上，即使所有圖書館和資料室裡都找不到1989年6月4日之後那幾天的《人民日報》，但十七年前那一雙雙清純的眼睛所處的角度，此時已與婁燁的攝影機位重合。
《頤和園》對六四題材的展現只是一個開始，觀照「五四」運動和1968 年法國「五月風暴」在文學藝術中的權重，我們相信任何封殺都將是無濟於事的，而進入藝術表現領域的六四主題，則有著比政治事件更豐富的精神文化容量。在一個解構主義的時代，當真理、道德、意義這些傳統中的絕對價值和「第一原理」被哲人們「拆解」之後，「審美」在人類的生存中，卻仍然有著幾乎等同於宗教信仰的作用，從這個意義說，進入藝術表現領域的「六四」，不再只是一場血腥事件和社會轉折，它將成為一個民族的記憶支點，成為我們的原罪。
我能夠理解婁燁讓六四畫面毅然進入投資2000 萬的電影《頤和園》，正如我理解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王丹對詩歌寫作的堅持，對於一個敏感、單純的年輕人來說，王丹在結束了他的「童年」之後，過早地直面了人生的殘酷性，於是，無論身陷囹圄，還是流亡海外，他都不曾放下寫詩的筆，我想，這不僅是出於個人愛好，在更深層的心理需求中，作為藝術的詩歌，是一種自我拯救的方式，是對記憶中「愛情」與「憧憬」的守護。1995年，在他第二次入獄之後，我借其家人帶書給他的機會，抄寫了北大詩人蔡恆平的詩歌給他，那首令人唏噓的短詩，隱晦地表達了八九一代在六四之後的情緒。我想，經過八九的人，在這樣的詩歌面前是無法平靜的。詩歌和藝術，有時就是我們在苦難世界上最後的庇護所，我至今記得，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傳來時，我鎖了宿舍的門，一遍又一遍地抄寫北島的詩歌，感謝這位長我一輩的詩人，《回答》讓我度過了六四之後最初的震驚，而《結局與開始》使我的愛情得以延續。
藝術和審美就是這樣包容著我們，並給我們的精神以自由的空間，正如劉曉波在《選擇的批判》中所說：「自由是審美與生俱來的權力，人在任何領域中都不可能像在審美中這樣自由。」所以，我能夠理解婁燁在終於擺脫地下狀態後的「六四沖動」，從誕生之初，第六代導演就面臨著主流意識形態和嚴峻的市場的雙重壓力，為了保證創作並堅持自我，他們被迫轉入「地下」，以保持相對自由的創作空間，即使在他們逐漸取得名聲之後，他們也沒有選擇張藝謀那樣的「官方定貨路線」，這在賈樟柯、王小帥、婁燁、張獻民等七位電影人聯名簽署的「就所關心的電影問題致電影局」的討論提綱有所體現，也許在某些官員眼中，他們本來就屬於電影領域潛在的「異議分子」，因此，即使作最樂觀的評估，恐怕也只能說他們與官方的一度和解只是種貌合神離的關係。
《頤和園》的拍攝和強闖坎城影展，可能會使電影局所代表的勢力對第六代導演更為疏遠，不過我注意到，面對五年的禁拍懲罰，婁燁很快就表示會繼續他的電影拍攝，另外，《頤和園》是由境外合作製片人送展的，坎城影展的收穫使《頤和園》的投資方完全可以靠境外的收入收回投資，這實際上已經為中國獨立電影指示了一種特殊的商業模式。電影局及其背後的勢力，已經不可能繼續埋沒人到中年的第六代導演的才華，也不可能在世界電影市場上一手遮天。在自由創作和中國大陸市場的可能性沖突中，第六代導演中是有人敢於選擇前者的，而自由精神本來就是藝術作品真正走向世界的前提。他們不善於迎合市場，但市場卻未必不給他們出路。
或許我們可以把《圓明園》中有關八九民運的二十分鐘看作是一種標誌，表明經歷過八九一代的藝術家終於打破禁忌，不再迴避這一重大的現實和精神命題，時隔十七年後，他們終究還是無法迴避生命中那一段記憶。事實上，缺少了六四記憶的中國歷史是不完整的，六四記憶在文學藝術中的缺席，更是對現實中國無法承受之重的漠視，第六代導演一直遭受「對現實關懷停留在表象」、「缺少豐滿故事」、「形式感先行」等批評，是否那也正是被迫迴避「六四」所造成的？當一個人裝作遺忘他生命中最震撼性的記憶時，他是否只能進入夢遊式的囈語狀態，如同九十年代蘇童和格非式的寫作，靈動、詭異、唯美卻難逃輕飄的風格缺陷？
在本文標題中，筆者是把「六四」當作一個形容詞使用的，被六四記憶和思考折磨著的八九一代，應該可以接受這樣的「詞語變性」，而電影《圓明園》和婁燁的個人背景，給了這個形容詞一個很好的註釋，對這一代人來說，的確，「六四的」，也就等同於「愛情、憧憬與血的」，那是他們生命的真正開始，一個殘酷和艱難的開始。
我相信，對六四的回憶和敘述，會使民族歷史呈現向未來的敞開，歷史在不停的言說與書寫中，將獲得新的意義，而對必須承擔這一言說使命的八九一代來說，「六四的」童年與青春，將會保存在我們永遠清澈的目光中。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