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中國知識份子的百年誤區（4之2）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國知識份子紛紛把眼光投向外國，尋求新的思想。這期間最重要的一個啟蒙者是嚴復。他從英國學習歸來，致力於介紹西方思想，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穆勒的《論自由》、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史密斯的《國富論》等8種主要的西方著作。嚴復介紹西方思想的目的是為了促使中國迅速強大。
西方思想家強調自由思想，是把人作為目的，把人的自由作為終極目標，把國家強大作為獨立、自由、強大的個人基礎上的副產品。奠定美國民主基礎的《獨立宣言》，沒有一個字談到要把美國建成強大的國家，全篇主要是談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但美國卻成了當今世界唯一最強大的國家。道理很簡單，只有獨立的個人，才會有獨立的國家；只有自由而強大的個人，才可能結出繁榮而強大的國家這個」果」。
但在嚴復們那裡，卻是因果倒置：自由思想變成了手段，成了建立強大國家的權宜之計。因此他把《論自由》書名改成了《群己權界論》。
嚴復的強國論頗引起共鳴。當時一批著名知識份子都認為強國比民主更是當務之急。如錢瑞升、丁中江、蔣廷黻等，都主張在中國實行德國式的獨裁統治，認為只有高度集權，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中國建成強國。當時小學考試有道選擇題，「最好的制度是君主、民主、還是獨裁？」正確的答案竟是「獨裁」。
今天被海峽兩岸政府都推崇的孫中山，當年倡導的「三民主義」，其核心內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民族主義），建立民國（民權主義），平均地權（民生主義）」，重點仍是國家強大，而不是個人權利和自由至上。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冒出一批像陳獨秀這樣既年輕又才華橫溢的知識份子。他們對傳統文化深刻批判、毫不留情。五四運動雖然喊出了「民主」和「科學」，但民主仍是作為強國的手段而被強調的。當他們發現民主效率低，不能迅速強國時，民主就被獨裁的口號所代替了。所以，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既沒有救了國，更沒有救成人。
而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之上的共產主義，和國家大於個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就把強國和國家至上的理論發展到了頂峰，徹底消滅了個人價值，使人完全成了專制政權下的奴隸。
這種為了國家強大而先犧牲個人自由的思路，至今仍然像春藥一樣使許多中國知識人興奮。當今的「新權威主義」、某美學家提出的「先經濟發展，後個人自由」等，都只不過是炒已經失敗的前人的冷飯而已。而這種「強國第一」、「穩定至上」，連「軍政」、「訓政」的階段都不設定的理論，到底還要讓罪惡纍纍的共產黨統治多久呢？中國到底要強大到什麼程度，中國人的素質到底要提高到什麼水平才配享受民主呢？
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主旋律仍是「愛國主義」。這個詆毀個人主義的口號泯滅了無數次民主的萌芽。所以，無論是以前，還是今後，任何高舉「愛國主義」大旗，而不以人為出發點和終極目標的運動都註定會失敗。
－－原載：《民主論壇》，2000-01-06
http://www.asiademo.org/gb/2000/01/20000106a.ht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