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8日訊】宋代以後，歷經元、明、清時期，中國士人們真正迎來了他們漫長而艱難的嚴冬。元朝以落後的文化征服中原，加上民族的歧視，遂使士人們墜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元朝除了依據種族將人分成四等外，還依據職業性質將人分為十個等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知識份子排在第九個等級，僅僅在乞丐的前面，還趕不上娼妓的地位。
從這個時候開始，知識份子奠定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老九”地位。民族的歧視，卑劣的地位，不知道怎麼摧殘著當時知識份子的心靈，也許，那個充滿自信、充滿活力的士人階層永遠成了他們心中美好的夢想與回憶了。這是怎樣的憂鬱和沉悶，又是怎樣的痛苦與無奈啊。
儘管遭遇凌辱，但與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元朝的知識份子儘管地位卑微，但彷彿並不”臭”；而後者則不僅卑微，而且還臭了，稱之為是”臭老九”。在”文革”時期，梁漱溟先生曾有感而發，寫過《詠”臭老九”》，詩曰：”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假若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滿街走。”道盡了知識份子的酸楚。
儘管社會地位低下（地位在娼妓之下），也許衣食無著，生活苦苦掙扎，沒有了宋朝士人們的風光（宋朝的時候文人墨客經濟社會地位較高，因此也風流瀟灑，和青樓女子詩詞互答，繁榮了文學創作，青樓女子激發了文人們的創作靈感，成為文壇佳話。）但元朝的知識份子畢竟還沒有倒楣到隨時面臨牢獄之災、一不小心就被砍頭的地步。進入明清之後，這樣的黴運可是隨時會降臨到某個或某些知識份子的頭上的。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因出身貧窮，自幼飽嚐人間疾苦，一旦當了皇帝，缺乏趙匡胤那樣的胸襟與自信，其變態而自卑的心理讓多少士人慘遭迫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進入清朝以後，整個統治集團因為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文化落後，面對漢族比較先進的文化和知識份子的反抗與不合作，統治者的心理異常的敏感和脆弱，其對思想文化的控制，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則與明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變本加厲地大肆實行”文字獄”。
多少知識份子成了文字獄的犧牲品，多少有思想的頭腦因為獨立思考而被像割韭菜一樣割去了腦袋，多少知識份子因為苦悶恐懼而變成了精神病人。當同時代的英國學者在研究言論自由、自由主義的時候，中國的知識份子卻被迫噤聲，被迫在故紙堆裏做考據的工作，最終形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創造力被禁錮了。當知識份子僅僅作為統治者可憐的應聲蟲才能存活的時候，悲劇的發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並不僅僅是知識份子的悲劇，是所有人的悲劇，也包括當權者。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朝這個停滯的帝國終於品嚐到了她自己種下的苦果。曾經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國，在小小的英吉利人面前是那麼的不堪一擊。當清朝的軍隊還在使用古老中國一直使用的大刀長矛等冷兵器對抗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時，戰爭的勝負已經不在清朝的掌握之中了。
鴉片戰爭的失敗，表面上是清朝武器方面的落後，明顯的技不如人；其實，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兩個國家不同社會制度的較量：就在清朝大肆興起文字獄、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嚴密控制思想文化、扼殺言論自由的時候，大洋彼岸的英國人，卻走在了歷史發展潮流的前列。
英國人 1688 年光榮革命之後，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國家，國家權力受到制約，公民權利得到保障，多元化的社會逐漸形成，言論自由受法律保護，資本主義發展的能量逐漸釋放出來。難怪西方學者認為，這是兩個世界的撞擊。可惜的是，自晚清以來，我們僅僅看到了我們武器的落後，而沒有意識到制度的落後，所以洋務運動向西方的學習僅僅局限於器物的層次，對傳統落後的制度，我們一直抱著不放，美其名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全盤西化一直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
所以，當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時候，便被保守勢力視為大逆不道，戊戌變法慘遭失敗，戊戌六君子為此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等到慈溪太后終於接受了西方的制度，並開始著手改革的時候，歷史卻沒有給她這個機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建立，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她推翻了封建帝制，初步建立了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從而為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奠定了基礎。這在當時，在整個亞洲都是領先的。難怪有學者認為，這個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
但歷史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其中的艱難曲折甚至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後，袁世凱任總統並恢復帝制，僅僅八十三天就被推翻。此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直至國民黨完成了名義上的統一，中國開始發展經濟、文化等，並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了很大進步。但近代中國的發展受到了兩個國家的巨大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國家改變了中國的命運，產生了複雜而深遠的影響。當然，主要是負面的影響，破壞的作用。
首先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將中國人拖入了戰爭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時間長達八年。中國人民雖然最後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幾乎消耗殆盡，為日後國共內戰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另一方面，抗日戰爭卻為中共的生存、發展、壯大贏得了寶貴的機遇，不僅避免了被剿滅的命運，反而在戰爭中擴大了地盤和勢力。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就是將擴展自己的地盤和力量為第一要務，對抗日持消極態度。所以，後來會見日本領導人時，曾經對日本人表示感謝：沒有日本人的侵略，就沒有共產黨的天下，並放棄了日本人的賠款。
另一個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國家就是蘇聯，她是中共的長期的支持者，中共從建立伊始，即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並獲得蘇聯的物質支持。儘管蘇共和中共之間的關係複雜而微妙，但 1949 年之後的中國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毫不猶豫地倒向蘇聯，並採納了蘇聯的體制，卻是基本事實。
晚清以來，西學東漸，西方先進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想繼續閉關鎖國已經辦不到了，想保持完全封閉的文化環境也不可能了。及至民國建立，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儘管仍有影響力，但與之前相比，束縛思想文化發展的制度障礙得到了排除。即使是軍閥割據期間，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外部環境與明清時期相比也寬鬆不少，或許武人當權，對於文人之事較少過問吧。
即使是在國民政府時期，儘管蔣介石主張要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這也僅僅是他的一廂情願而已，整個社會的寬容度還是有了很大的進步。因此，在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迎來了他們第二個黃金時代，以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為標誌，近代的思想文化空前活躍，大量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湧入了中國，既有胡適等人大加讚賞的西方自由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還有對日後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獲得了極大提高，這是今天的知識份子難以企及也難以想像的。
更重要的是，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和批判性也是我們今天難以企及的。與傳統社會不同，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由於與權力保持了距離，並非亦官亦學，因而也就更有個性，從他們的身上，我們似乎又看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們的背影：魯迅對當權者的批判嬉笑怒罵，毫不留情，卻一直生活無憂（他的確生活在一個幸運的時代，據說有人問毛澤東，如果魯迅活到現在，會怎樣，毛回答：要麼閉嘴，要麼進監獄。魯迅如果生活在毛時代，也許他的下場和王實味、胡風、顧准、老捨、沈從文、傅雷等人差不多）；胡適信奉自由主義，儘管一度擔任國民政府的官員如駐美大使等，但仍堅持自己的理念，故在海峽兩岸皆不討當權者的好，大陸批判他，國民黨也冷淡他。
傅斯年外號老虎、大炮，是唯一敢在蔣介石面前高翹二郎腿的人，提出懲罰貪污要從大官做起，甚至大罵了孔祥熙後大罵蔣介石。 1947 年，傅斯年提出”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1928 年，時任安徽大學的劉文典敢於破口大罵蔣介石”是個什麼東西，你純粹就是個新軍閥”卻也安然無恙；張季鸞書生辦報，在《大公報》發刊詞中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開創了”文人論政”的頂峰，至今似成絕響。
而作為知識份子集中的大學，在民國時期也是有聲有色，為知識份子提供了較好的環境，並不一味投身於當權者的懷抱而喪失其獨立性。且不說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當校長的北京大學，梅貽琦當校長的清華大學，羅家倫當校長的中央大學，竺可楨當校長的浙江大學，就是在抗日戰爭中極度困難條件下的西南聯大，也是為思想文化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直到今天仍被人們懷念並津津樂道。
令人惋惜的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也是中國內憂外患異常嚴重的歷史時期。從晚清以來，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也伴隨這西方的入侵，造成了知識份子非常矛盾而複雜的感受，在飢不擇食中很多人選擇了無政府主義，而蘇俄十月革命勝利後傳入中國的馬列主義，更是為日後中國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
在抗戰勝利前夕，延安的整風運動已經造成了中共統治區知識份子的工具化，稍有不同意見即被批鬥，甚至被槍殺。從此，知識份子為活命，只有老老實實聽黨的話，或揭發他人，或說假話謊言，或保持沉默。 1949 年之後，隨著國民黨敗退台灣，中共建立新政權，延安整風的做法遂推廣全國。中國知識份子的第二個黃金時代結束了。
知識份子成為被改造的對象，因為毛澤東說：”知識越多越反動！”。在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知識份子被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隻腳，戴著”臭老九”的帽子淪為社會的底層和賤民。在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至少有55 萬知識份子因為響應中共號召給黨提意見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下方農村勞動改造，又有多少人在改造過程中喊冤死去。隨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革文化的命。多少知識份子因不堪凌辱而被迫自殺；又有多少知識份子被紅衛兵批鬥致死；還有多少人，儘管活了下來，卻將美好的歲月蹉跎了，心靈的摧殘是難以癒合的傷口。
當時的知識份子，甚至連傳統社會的他們的前輩都不如了，他們已經無路可退了。秦漢以來的士人們，如果看不慣當權者，還可以很瀟灑地歸隱山林，還可以悠閑的吟詩作賦北窗裏。但生活在 20 世紀50 年代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卻已經別無選擇了。
劉賓雁在《人的解放和言論自由》一文中說，他在 1957 年有四條出路，而這四條出路中只有當右派是最好的出路。他說的四條出路，其中之一是如果當年沒有任何言論，沒有被打成右派，那麼他會養尊處優，平庸度過而一事無成，他自己不羨慕這樣的生活 ；第二種可能是儘管有言論過激，但沒有給戴帽子，仍可以繼續寫， 1962 年形勢緩和後仍然繼續寫，則1966 年就新帳老賬一起算，他就活不成了；第三種可能是，文革開始時，擁護文革，參加一派，則很可能跟張春橋搞到一起，結果就和姚文元一樣了，要到秦城監獄裏去了。
劉賓雁最後說，想來想去還是當右派好。因為右派生活把他放到冰箱隔離起來了， 1979 年後重新出來，對社會就有了新鮮感。儘管劉先生後來的這種解釋有種自我解嘲在，甚至也不乏樂觀，但他自己乃至整個國家付出的慘痛代價卻更具有了悲劇的意味。反右運動、文化革命，將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樑骨打斷了，我們只有從極少數保持良知的知識份子身上，才感受到了知識份子精神的崇高和可貴。如果沒有了顧准、馬寅初、梁漱溟等人，我們這個民族，也許真的就變成了中共的活著的工具了，變成了動物一樣的生存了。從他們這些人身上，我們仍然看到了一絲希望，一絲曙光。
但在目前一黨專政的體制下，面對利益的誘惑和專政的威脅，能夠保持知識份子的良知的確並非易事。而且，我們對極左路線的批判和否定並不徹底，產生極左思潮的土壤依然存在，極左的影響依然在我們這個國家根深蒂固。劉賓雁指出，中國的極左跟外國不一樣，是掌權的極左。其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仇視、對人的輕蔑、對人的猜疑、對人的侮辱、對人的踐踏，和對人的殘害。也就是毛時代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簡單說，就是不把人當人。極左路線把人變成了非人，把應該享有自由的人變成了沒有自由的人，把應該是有獨立人格的人變成了所謂的馴服工具，把人變成了獸。然後發展起來了相互猜疑、冷酷和仇恨，對暴力的恐懼。
劉先生的話，直到今日，仍然讓我感到很有針對性。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說出了這些真話，劉賓雁先生卻被中共開除黨籍並遭受批判。記得那時筆者尚讀中學，政治課除了灌輸我們社會主義優越性、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資本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等等”真理”外，時事政治還灌輸什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反對和平演變”等等，就在那時聽到了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大名，但至於他們說了些什麼話，我們並不知道，只知道他們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給我們的感覺是他們不是好人。足見極左思潮在專制政黨的體制下不時興風作浪，絕難根除。 20 年過去了，我有幸在異國他鄉拜讀二十年前劉賓雁先生等人的著作，仍感振聾發聵 ，他鄉遇到了知音，其中的喜悅是難以言表的。而劉賓雁先生也在美國溘然去世，無法落葉歸根。
方勵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說，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覺悟到自己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一個主導的力量。沒有到這一步，還是依附的、封建的，沒有獨立人格，缺乏獨立。指出如果知識份子不形成獨立的力量，中國改革就沒有成功的可能。
如果說近代社會中，知識份子因為較為寬鬆的環境而一度上演了一齣好戲的話，那麼 1949 年中共建立新政權後，知識份子則面臨嚴酷的寒冬，不僅思想被閹割，而且斯文掃地，一度成為右派，連國家的二等公民——農民的地位也不如。1978 年情況稍微好轉，主要是生活條件大大改善，但基本的制度環境沒有多少改變。毛時代知識份子被歧視被邊緣化，被視為是依附在工人階級這個領導階級皮上的毛（工人階級被視為是領導階級，中共號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工人階級和農民皆被邊緣化），後來宣佈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好像是給了很高的政治地位。皮之不存，毛將附焉？
當工人階級這個所謂的”領導階級”淪為社會底層的時候，知識份子的分化瓦解也不可避免：或加入特權利益集團；或搖身一變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或下海經商……不一而足。期待知識份子如方勵之先生所說的成為獨立的力量、主導的力量，期待他們有獨立的人格，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好在知識份子這個群體中，有骨氣、有良知、有勇氣，堅持真理和正義的人士一直在不斷出現，他們薪火相傳，用自己的火把，照亮了漫漫長夜，給予苦難中的人們以光明和溫暖。
縱觀中國知識份子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很多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地方。西週末年，周室衰微，禮崩樂壞，遂進入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知識份子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歲月。及至秦朝，天下歸一，大一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建立，加強思想控制、思想統一遂成為歷代統治者的要務。而隋唐以來，一方面以科舉制度籠絡士人，一方面則強化封建專制主義，至於明清則專制到達登峰造極。而科舉制度對知識份子而言，亦是雙刃劍：在獲得權力和社會地位的同時，知識份子越來越失去了獨立性和獨立人格，淪為權力的犬鷹和奴才，捨此則別無道路可走。這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傳統社會知識份子與權力的親密接觸和曖昧關係，與傳統社會專制政治制度的發展如影隨形，密不可分。這也增加了社會變革的難度。這種情況，和英美等西方國家迥異。而且，秦漢以來，雖然有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但一則西歐等國尚很落後，至宋代時我國仍在世界上一枝獨秀，西方世界仍黯然失色；一則受落後的交通運輸、資訊傳播條件的制約，中國基本上是在比較封閉的環境下發展，當權者能夠關起門來統一思想，肆意閹割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因為受制於中國的社會結構，即使發現了問題，在封閉的環境下也絕難找到解決問題的鈅匙。
進入明清以來，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方資本主義蓬勃興起，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等在西方世界產生了深刻影響，本應也能對中國產生積極的影響；但由於中國的閉關鎖國，厲行海禁，人為的保持了一個封閉的環境。到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才可是被動的與西方展開交流，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已經不可避免。這是中國近代社會以來知識份子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出現的大背景。
1949 年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特殊時期。毛時代是比較典型的極權社會，當權者通過基層的黨組織嚴格控制了整個社會，向民眾灌輸中共的意識形態，並通過政治運動整治知識份子，致使偌大個中國變成了謊言盛行、人民噤聲的國度，用萬馬齊喑來形容絲毫不為過。 1978 年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當權者對經濟等領域的控制放鬆，但對思想文化的控制並無多大變化，而且一直堅持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中國開始進入後極權社會，到底何去何從，我們只能繼續觀察。
後極權社會其實是很不正常的畸形社會，病態社會，變態社會。和西方實行自由、民主憲政制度的國家相比，我們社會有很多很奇怪很奇特的現象。記得在閱讀英國人約翰密爾所著的《論自由》時（該書出版於 年，正值我國清朝時期），作者批評英國政府辦的學校不能多，政府支持教育可以採取其他的辦法，不能直接舉辦學校，否則權力很容易控制學校控制思想文化。
他還提出一個假設問題：假如英國的學校全部都是由政府舉辦，那後果簡直無法想像。密爾哪裏知道，幾百年前他一直擔心的問題竟在中國的土地上全部出現了。我們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是國家控制的，以至於如果是私立大學，則往往被人看不起，稱他們是野雞大學。也難怪，因為私立大學受很多歧視，國家不歡迎他們的出現。而美國則是完全另外一種情況，如哈佛大學是美國最好的大學，卻是私立的。中國的大學越來越衙門化，官本位根深蒂固，對於教師、學術則往往是輕視的，更談不上尊重他們的自由和權益。甚至有人就乾脆說，大學就是一個衙門。哈佛的追求是真理，中國高校的追求呢？他們滿足於做當權者的奴才。
據說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敢於邀請政府不喜歡的伊朗總統到學校發表演說；據說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後想留校任教，遭到拒絕，因為哈佛規定教職工不能用本校畢業的，除非你畢業後在其他單位表現優異，或許還有可能被聘請；據說基辛格退休後想到哈佛大學做教師，但提出條件是不給學生上課，遭到了哈佛的拒絕。我還在報紙上看到，美國國務卿賴斯到學校看望學生，學生們都坐著，賴斯站著和他們握手。這樣的故事，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大學了也曾經發生過。但 1949 年之後的中國，絕對是不會發生類似美國這樣的神話故事了。
教育部官員到我們的大學放個屁，我們的學校領導馬上就要組織學習、傳統教育部官員的新精神了；很多大學眼巴巴地討好上面的官員們，即使是退休的高官，也還是香餑餑，小心翼翼地像迎接神仙一樣接來擔任學校學院的領導，給予優厚的待遇，而且還不用上課、不用做研究。要是基辛格在中國擔任高官就好了。只可惜中國的高校也往往太勢利眼，太狗眼看人低，有時候也很讓人喪氣。如果你是副部級幹部退休在某高校擔任了院長，如果你運氣不怎麼好——這個時候如果你的上司部長也退休了，你所在的大學會馬上逢迎比你更高級的高官了，對不起，你只好委屈了，誰讓你是副部級呢。院長的位置還是給部長大人吧，您還是做他的副手好了。
這就是中國的大學，墮落的速度讓人吃驚。什麼學術啊，真理啊，在我們的大學裏是一文不值的，還是權力最實惠，依附權力才是硬道理。這也難怪，據說某高校因為升格為大學，就請國內一著名書法家題寫了校名。誰知道後來某國家重要領導人題詞曰：”努力辦好某某大學”，該校獲得領導聖旨，喜不自勝，不僅將領導題詞刻石，立於校園最顯眼處，而且將國家領導人的墨寶作為校名。那位著名的書法家題寫的校名，也就棄若敝履了。
我不知道書法家是否會心理不平衡，還是想開點吧，誰讓你是一介布衣呢？雖然你的字寫的好，可是你再好也沒有人家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重要啊。至少你比胡長清還要好些，他在江西省委副書記的寶座上風光的時候，其墨寶自然是一字千金，雖然價格奇高，但畢竟人家權力也大，這字的含金量就高，所以一時來求省長大人的墨寶者門庭若市。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胡大人因為貪污腐敗東窗事發而進了監獄，自然一時間竟門可羅雀。更令人不堪的是，曾經風風光光的他題寫的匾額，幾乎一夜之間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真是事態炎涼啊，人剛走，茶就涼，讓我們的前省長心寒。胡想繼續以寫字來為人民服務，以立功贖罪，可惜他靠山不硬，還是被剝奪了性命。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紛紛擾擾中演出的滑稽戲。
中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但不可否認，長期的專制皇權也嚴重摧殘、扭曲了我們的人性。儒家的”三綱五常”成為束縛女性的精神枷鎖，而宋代以來的裹腳則從肉體上折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女子，從而使得”小腳”文化竟在世界上成為奇觀。和女性相比，中國男子似乎也好不到哪裏去。在傳統的”士、農、工、商”所謂四民社會裏，商人自不必說，長期在國家”重農抑商”的歧視性制度下生活，雖然也曾經家財萬貫，但心理上的扭曲也是難以消除的；而農民的境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在和平年代還能平安度日，如果生逢亂世，則難免填溝壑，故老祖宗說甯做太平犬，不做離亂人。要說境況好的，還是士人了。但隨著專制皇權的不斷強化，士人也不斷匍匐於皇權的淫威，不斷朝精神太監的道路上邁進。和太監相比，傳統社會的士人們其實也一直在主動和被動的被從精神上閹割著，逐步變成了皇權的工具和奴才，從而形成了精神太監。
專制皇權似乎既怕皇宮裏的服務人員有正常的性器官和性功能，也怕士人們思想上的正常發育，稍有異端思想，便要動手術切除。可惜的是，專制皇權不能將天下的男人都變成太監，也無法將所有的知識份子都閹割成精神太監。司馬遷很不幸，因為替李陵說了句公道話就慘遭漢武帝這個暴君的酷刑，他含辱忍垢，堅強的活了下來，並給我們留下了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史記》。魯迅先生稱之為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武帝可以讓司馬遷的身體遭受閹割，卻無法閹割他的精神。千百年以來，司馬遷都是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真正男子漢。在當今中國，女性已經擺脫了悲慘的命運，小腳文化也成了歷史的陳蹟，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提升，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
在當今中國，也不再有男性被閹割生殖器，太監的悲慘命運終於伴隨著清王朝的消失而不再出現，太監文化也成了歷史的陳蹟。在當今中國，雖然專制皇權在表面上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它的變種卻借屍還魂，在黨國體制下卻更加肆虐地把男人們、女人們變成了精神太監。和專制皇權相比，中共的一黨專政實在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大約專制力量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閹割，讓大家都變成性無能和思想無能。而知識份子則是閹割的重要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 1949 年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進入了真正嚴酷的冬天。
但好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和明清當權者一樣閉關鎖國已經是不可能了。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呼吸到了西方的新鮮空氣之後，當權者即使想閹割他們，他們也要堅決拒絕閹割，有誰願意做一個不健全的人呢？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贊同劉賓雁的說法，我們要繼續追求人的解放。我們不願意做當權者的寵物，更不願意做犬鷹。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讓我們期盼自由、民主、憲政的中國的春天早日到來吧。
盧佳宏
（ 2007 年 12 月 19 日完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