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3日訊】值中共政府成立60週年之際，借曾因出書《大趨勢》而聞名於世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中國首印出版他的新著《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一書之東風，從9月份起，中共宣傳部門掀起了一場大力頌揚中共60年來偉大成就的造勢運動。當然其中最大的亮點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狂飆。由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GDP總值達到世界第三這類宏觀經濟指標和「國家崛起」的表象引申，包括奈斯比特在內的一些文人學者們將之昇華成：中國創造了一種新模式。而這種「中國模式」簡直是威力無比，前途無量！
奈斯比特在他的新著《中國大趨勢》一書中認為中國在創造一個具有新的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嶄新社會, 這種新型經濟模式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而中國的政治模式也許可以證明, 資本主義祗不過是人類歷史道路上的一個階段而已。
作為一個西方的著名社會學家，奈氏的結論真是石破天驚，舉世無雙。他自己在北京首發式上也承認，他的寫作和所有西方媒體的報導是相反的。奈氏見解的閃光點是，他以一個西方國家學術精英的身份，幾乎重述和似乎在證明列寧的學說：垂死的帝國主義必將被共產主義所代替。而需略作修訂的是，這個「共產主義」一詞要改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奈氏的理論真是中共所求之不得的！
在中國，一些奉命行事的官僚文人和聞風而動的犬儒精英們更藉機捧場。他們說全世界已開始「媚華」, 世界各國鍾情「中國模式」。[新華網]認為「中國模式」對世界充滿魅力。[人民網]論壇說, 「中國模式」適應並引導著世界發展的潮流。
在多倫多，也有人肉麻地說：「—這六十年—如何讚譽都不會過的。而中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正確吸取了這一百多年的經驗和教訓，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和政治傳統的道路。」（引自「從明治維新誤讀看中國復興曲折」，2009年9月26日《北美週末》）有人說得更簡單明瞭：「中國現在處在奔向未來的正確軌道上—」（ 引自「—慶祝六十週年，社區在人權問題上有分歧」，2009年10月3日《大中報》）
如何看待現實的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一切都很完美嗎？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乃至各國政治體制的走向，真如奈斯比特和他的中國「知音」們所「洞察」的那樣嗎？中國是「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和政治傳統的道路」嗎？ 這圍繞「中國模式」的方方面面，是很值得我們玩味的！
「中國模式」的確切定位和特色
一切問題的起源和我們討論的問題中心都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要明確和統一我們的爭論焦點，即「中國模式」是指的什麼？
綜合筆者所讀到的媒介資料，大體有三種側重點不同的說法。
（1）本質說。以奈斯比特為代表，「中國模式」即指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的綜合，也就是社會制度。
（2）行政管理說。國內一些專家比較「務實」，他們認為，「中國模式」主要體現在：一，強勢有效的政府；二，堅持穩定的政治局勢；三，對資源高效率的支配。
（3）經濟模式說。忱博先生在今年9月4日《北美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當代三種經濟模式的競爭和發展」中提出：「—把市場經濟活力與強有力的國家管理控制有機地結合，形成『混合經濟新模式』（公有+私有）」這種看法特別突出和強調了經濟層面而避開了政治體制對社會其它領域的影響。
不管怎樣去解讀「中國模式」一說，有一點是肯定的：經濟是不能與政治完全割裂開的，經濟的發展或衰退一定跟政治範疇內的某些因素息息相關。上述的三種說法基本上也都包含了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那麼，「中國模式」應該是中國的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的綜合稱呼，用當年鄧小平定調的叫法就可以貼切地概括成一句話：「中國模式」即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從其本質說，它就是：一個新興的一黨全面壟斷的資本主義。
有人把美國由次貸危機所引起的這場金融風暴作為有力例證來說明西方國家自由資本主義的徹底失敗。而反之，把中國這二十多年來的總體經濟成就主要歸功於，中國政府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強有力地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上。這種把政府干預和資本自由運作對立起來的觀點是片面的。而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這一點也不是「中國模式」的「專利」和特色所在。
如果僅以經濟本身來「就事論事」，那麼，「政府主導和干預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根本不是中國首創。早在19世紀，約翰-凱恩斯就提出一套理論，主張由政府來主導和干預國家經濟以及平衡財富分配。西方國家每當經濟危機到來時就會實施凱恩斯「路線」。例如在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時，凱恩斯主義曾發揮了突出作用。在這次的金融風暴中，美國政府也動用財政來救市，如「併購」通用汽車公司等；奧巴馬提出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就是幫助美國貧窮階層的努力—。這些都無不體現了凱恩斯主義的精髓。
經濟界的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又通俗地稱作為「大政府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
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概括地講就是, 主張國家擁有多一些的公共資源和財產, 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可以干預市場經濟的走向和解救因經濟自由發展帶來的危機。這是關於財富的創造。在財富的分配上, 主張平衡社會財富, 照顧弱勢群體, 縮小貧富差別。這樣的理念和實踐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主張的極端傾向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和貧富差別, 所有財產歸國家，這就是中共過去一直追尋和實踐的目標。
顯然,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 絕對不再是馬克思主義含義下的社會主義（即所謂「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了。像中國這種私有制合法存在並且貧富有極大差別的社會體制, 在本質上無疑屬於資本主義。因而, 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主義」傾向, 這就不是中國的「專利」了。從理念和實踐上, 北歐三國, 澳大利亞, 加拿大甚至日本等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所體現出來的社會主義成分都已遠遠超過當代的中國。而中共強調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 目的是要模糊這兩種不同國體下的「社會主義」的區別, 造成錯覺, 使人們感到中共從建黨以來, 「革命」的方向從來沒有改變過, 從政權傳承的倫理上來提升目前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
因此，中國模式的獨特之處並非在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受到國家宏觀調控—因為西方也這樣做；也不是在於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它不再是1978年以前涵義下的社會主義；而是來源於它的政權結構—政治模式的特殊性。概括而言，下面兩點獨特之處才是「中國模式」的品牌：
（1）中國是由中共一黨專政的國家；而專制政權的特點就是在貫徹統治者意旨時，不管其正確還是錯誤，都會高效率且無阻擋。所以，國家政權具有強大，高效的行政權力來干預經濟的發展。
（2）當代的中國社會是剛從一個原先的「全民經濟所有制」社會轉型而來，因此，中共政府仍掌控著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所以，國家政權擁有優勢的財力，物力和資源來主導經濟發展和左右市場供求。
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是從一個非常分散，弱小和落後的個體經濟社會逐漸發展而來。所以，它們如今的私有制經濟成分佔的比例極高，而國有經濟比例很低。譬如，美國這次的金融危機就起源於眾多不受政府控制的私人銀行亂放房貸而造成。西方政府不直接掌握金融等經濟命脈，因而平衡市場，干預和主導國家經濟走向的財經能力遠遠不及國有經濟成分還占國民經濟總量60% 之多的中國。
中國總體經濟飛速發展的主因
在「中國模式」吹捧者的文章中，人們不僅看不到「中國模式」存在著嚴重缺陷，而且使人感到這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提升完全歸功於當前的中國政治模式。
實際上，促使中國這三十年總體經濟飛速發展的主因有下面幾點：
（1）首先，如同西方國家一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激勵和國家政策上的「放鬆管制，擴大經濟自由化」，即充分的「市場經濟」，是促使中國30年經濟總量高速發展的根本因素和內在規律。
中國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在第五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上就中國經濟形勢和未來發展策略發表了專題演講。為何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增長的基本態勢？姚景源認為, 這主要是支撐中國經濟的基本力量沒有變。而這些基本力量就是中國的工業化, 城市化和市場化。姚景源強調, 「中國經濟充滿生機和有活力，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增長態勢不會改變」,《北辰時報》2009年10月9日 ）
（2）30年的經濟發展是從一個「經濟頻臨崩潰，生活水準極其低下」的基礎上開始的。而且，除了一些尖端科技工業外，幾乎所有其它領域，中國比歐美先進國家落後了半個多世紀。在這樣一個大差距背景下的快速發展容易實現和體現出來。
舉例說，這十多年GDP的高速增長主要依賴於大量出口，而能打入國外市場靠的是中國產品價格低廉，而這「低廉」得益於整個產品鏈上極低的勞力成本，也即低工資。這個「低工資」是相對於國外同類產品的勞力成本而言，但與中國自己60，70年代相比，則工資收入已顯著提高，也就是說，產品生產者的生活水平還是明顯提高了。試想一下，若工人的工資漲到離國際上工業發達國家的工人工資不遠時，中國的出口優勢還剩多少？GDP還會有多少增長？
同樣因為這個「大差距背景」，使中國能大量引進或仿造境外各種先進技術和產品，拓寬了市場空間。
（3）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嚴密和強力控制以及對經濟的壟斷這一「中國模式」的優勢，在中國從赤貧的共產主義型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軑期，如同歷史上任何一個新王朝取得政權後的經濟恢復期一樣，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十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它同時帶來致命的，難以克服的制度性隱患，嚴重衝擊了「中國模式」的穩定性和持久性，最終就會導致「中國模式」的破產。
「中國模式」的代價和危機
要討論一個社會制度的穩定和持久性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但是，因為它在上升期所散發出的一束眩目光芒，有些人就亂加吹捧，甚至說這種「模式」全世界都嚮往，大有取代當代的民主資本主義制度之勢。對如此狂熱的喧囂，需要人潑一盆冷水，清醒一下頭腦，使人們得以看到「中國模式」的病灶。
首先，要指出影響「中國模式」穩定性和持久性的最大危機是貧富兩極分化，它的持續擴大和「代代相傳」。
人們都知道，目前中國社會上貧富兩極在巨大分化。本文僅摘引部份數據，以饗讀者。
波士頓諮詢公司發佈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 顯示, 中國有150萬個家庭，約佔全國家庭總數的0.4%，但擁有全國財富總量的70% 。另一方面，據世界銀行09年4月8日公佈的報告指出，以每天人均收入1.25美元來劃線，中國有2.54億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下。
另據今年5月22日《大中報》登載的王錦思的一篇文章說，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達到極嚴重程度，反映貧富差距程度的基尼係數2006年升至0.496 。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段人口的收入只佔總收入的4.7% ；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段人口的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則高達50% 。中國平均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折成人民幣，一年約為5500元）的人口近7億，占總人口的50%以上。
又據《今日中國，文匯報》今年9月第二期的報導，中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彭志龍說，據世界銀行統計，發達國家人均國民收入早就超過2萬美元，而2008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770美元。在世界銀行209個國家和地區排序中，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居世界第130位 。
再看看筆者從各種資料所瀏覽到的微觀數據。當前，在廣東，浙江等發達地區一個農民工可以拿到的年收入高可達18000元。對大學畢業生來說，需幾百至數千人競爭一份年薪只有14000元到18000元的職務。但大部份地區（非中央一級）黨政幹部的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達10到20萬元的極普遍。2007年國資委監管下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為55萬元，而各大銀行副行長以上的年薪在150萬元以上。對一個名演員和名主持，年收入120萬元也不算希罕。
從這些宏觀數據和具體收入，我們能看到，國家崛起不等於國民富裕；不到總人口1%的中國人的暴富不等於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富裕了。由此可以推測，極力鼓吹「中國模式」好得已似乎完美無缺的人多半兒屬於那不到1%人口的權貴階層，新興資產階級以及他們的知識份子了。其用意也是「路人皆知」！
本來貧富顯著差別是私有制經濟帶來的必然結果，關鍵在於如何縮小這個差別和給每個人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起始平台。但是，這幾年來，貧富差別繼續擴大和向下一代延伸，反映出了制度性的缺陷和社會的嚴重不公。
譬如，可從這些方面看到問題的端倪：（1）2002年前，一個中國名牌大學畢業生很容易找到一份起始工資為3000元/月的職位；而2007年以來，一個「海歸」碩士生能找到一份1500元的職位也算幸運了。至於一個普通大學生能找到一份餬口的活幹就不錯。相比之下，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2004年至2007 年年增長率達14%左右，分別為35萬，43萬，47.8和55萬元。若你問一個普通市民的感受，他們都會告訴你，現在是「富的更富，窮的更窮」。（2）由於高昂的大學學費和渺茫的就業機會，使幾十萬高中生放棄高考，他們基本上都來自貧窮家庭；（3）無論是大學還是技校畢業生在應聘時要填寫父母收入，或在面試時問父母親工作性質，父母親地位愈高或愈有錢的畢業生愈易被招聘，有人稱之為「拼爹遊戲」；（4）求職者（畢業生和復員軍人）那兒來的到那兒去，所以農村來的只好回農村去；（5）「窮二代」連每年7000元學費的大學也上不起，「富二代」紛紛上學費高昂，甚至達每年7萬的「貴族中學」或出國培訓班，至於出國留學生，幾乎100%都來自富裕家庭。——
這種社會底層家庭子弟上升通道的嚴重梗阻，使他們徹底喪失了向上的希望，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和社會動盪的源頭。積年累月，人數越滾越大，有朝一日將會形成「顛覆」「中國模式」的基本力量。
第二，使「中國模式」不穩定甚至跨台的另一因素是大部份普通百姓痛恨的官場腐敗。官場腐敗是專制政權的產物，所以是制度性缺陷，不可能靠制度本身能完全解決。
最近來, 有些人十分吹捧重慶的「打黑」成績, 但從沒有見他們深入分析和檢討, 這些黑社會人物和他們的「保護傘」如何成了區, 市級的人大代表或像文強那樣, 爬升到市公安局常任副局長的位置上？他們不敢向百姓交待, 因為始作蛹者也是中共自己。問題還不止如此, 在全中國還有多得難以計數的腐敗官員, 黑惡人物和他們的「保護傘」, 仍然活躍在各種舞台上, 如何清理？現在又提出什麼「制度性反腐」, 這不過是虛晃一槍而已。
我順手擇一例。不久前, 由香港媒體報導出來的一則消息很典型地說明, 在「中國模式」下滋生的腐敗事件,大陸上無法解決, 而要求助於非「中國模式」的, 享有「一國兩制」特權的香港來營造輿論聲勢。
原《環境與生活雜誌社》編委兼主任記者王立忠，於今年10月18日下午在香港召開記者會，出示山西省沁水縣39名幹部向北京發出的實名舉報信。該信舉報沁水縣[沁和能源集團]董事長利用煤礦改制機會勾結地方官員以超低承包價侵吞三礦一站國有資產達八百億元。其實，該舉報信早在3個月前就發出了，但至今此事不了了之，而舉報人正在遭受打擊報復。出席這次記者會的《蘋果日報》記者根據名單致電沁水縣已退休的張姓書記以求證實。該書記回應時表示，事件已告了多年，「國內有好多媒體寫過，也登了報，聽說還上了新華社內參，溫家寶總理有過查處批示，但最後還是沒結果。」到香港開記者會，「那是不得已，因為我們怎麼告，都沒人理睬。」
這種大大小小的「官商勾結巧取豪奪」事件在「中國模式」下普遍存在，但靠它自身是不能解決和根除的。
第三, 中共為了本黨和它代表的極少數權貴階層的特殊權益, 從各個方位愈來愈嚴厲地加強它對人民的控制。這些「控制」就是: 壟斷財富, 壟斷輿論, 壟斷思想及壟斷權力和群體社會活動。這些真正代表「中國模式」本質和特色的「四大壟斷」, 客觀而論, 在普世價值和民主憲政已成為世界潮流和人民喜愛, 以及世界各國成為地球村落的當代, 還要想堅持和鞏固獨裁統治, 是非常必須, 非常高明的手段; 在一定歷史時期內, 這「四大壟斷」對延長「中國模式」的壽命能產生強效。然而, 95%以上的中國人民要被迫為這「四大壟斷」付出代價, 要被剝奪許多應有的權利。另一方面, 應當看到, 「四大壟斷」絕不是「中國模式」的長生不老藥, 它不過是如同鴉片針劑起到強心作用而已, 但它將麻痺社會而進一部加深和擴大「中國模式」內的裂縫和危機, 最終可能造成社會大動亂甚至大災難, 受傷害最大的還是人民, 倒霉的將是末朝統治者。
限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再深入闡述上文的見解。僅引下面幾點提示，以圖去瞭解全貌。
（1）今年中共投入幾百億元（一說160億）慶祝60壽誕。不是因為中共壟斷了權力和財富，哪個民主國家的政府有這個能耐？在沒有戰爭威脅下，又向誰炫耀武力和「國家」的強大？還不是主要在向中國人民（包括台灣）顯示中共政府的輝煌和威力？試想一下，如取出100億來投入到醫療保險或設立對貧困學生的助學金基金製，會有多少貧困家庭獲益？老百姓是沒有任何權力來決定公共財富的使用的！
（2）為了壟斷輿論和群眾的社會活動，中共是不願意並阻撓百姓主動地對各級政府的監督。百姓無權，這是官員普遍腐敗又不能根除的主要原因之一。
（3）由於這「四大壟斷」，使官員和老百姓不得不，甚至養成了習慣，為了自身的安全和錢途或仕途，在官場是套話，假話成風；在民間是無信，假貨和冷漠氾濫，整個社會喪失了真誠，信用和道義。那末，這個社會怎能和諧，怎能不動盪？
據BBC中文網報導，中共刊物《求是》旗下的《小康》雜誌在今年6，7月間對中國誠信作了一個調查，採訪了3376名網民。結果顯示民眾寧肯信妓女也不信官員。近90%的人對官方的調查數據表示， 「絕對是假的，從來都不信」（摘自8月7日《加拿大都市報》）。這種狀況怎能使「中國模式」穩定和持久？
結束語
「中國模式」是否對世界充滿魅力？它會代替「民主資本主義」模式？
我想，大多數人若從普通群眾的立場上來考慮以及參考一下本文，一定會同意，除了目前仍由共產黨執政的或共產黨勢力還很大的少數幾個國家有可能倣傚外， 當今所有民主國家或地區的人民不會接納這種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僅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股叉流。
那麼，「中國模式」是否就是適合中國國情和政治傳統的社會制度模式？除了本文已經給出的回答，讓我們再看看曾為中共總書記，也是中共開創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旗手之一的趙紫陽先生是怎樣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的。
從由趙紫陽口述錄音整理出版的《改革歷程》一書中看到，趙紫陽作了這樣的總結。他說：「二十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裏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難道有人會說，僅憑幾個經濟指數飆升，地表的建設變得華麗奢侈了，而社會矛盾尖銳，社會道義喪失，由極權勢力支配著絕大多數人民的言論，行動和命運的「中國模式」，是現在中國人已經找到的更好的制度？只有不到5%的人才會真心地這樣認為。很明顯，這種模式還要變！如何變？國內有左翼人士提倡「二次革命」。這可不是中國人民的福音。目前形勢下，最小損失的主動權還應該在中共上層的手裡。
讓我們看看曾是中國的一個極小鄰國不丹的國王辛格是如何對待自己的權利和人民的福祉。
7年前，辛格主動宣佈要結束世襲君主制，決心把不丹建成一個議會民主制國家。但當時不丹大多數民眾並不願意告別旺楚克王朝，在辛格宣佈一系列改革措施時，他的國民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更願意在國王的統治下生活。但辛格認為：「改革一個政治制度的最佳時機是在國家政治穩定之際。為什麼要等到革命到來才想起改革呢？」（09年9月18日《文匯報》下屬《東方之星》，第32頁）
中國的一些領導人，辛格的話對你們有否借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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