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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紅冰教授的文章引發我的感慨無盡，連我的夫人前天都不解地問，為什麼你在國內有如此大的名聲，卻從來沒有一家像樣的企業來找你做律師。又如，立法者完全認識到毀滅、偽造證據、唆使、引誘證人作偽證具有社會危害 ，應當受刑法罰責，但卻只特別將律師列為犯罪的構成主體，律師據此被科罪者眾，難道立法者能有律師以外的其他人實施上述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 的認識結果？顯然不會荒唐至此，不難看出立法者對律師深深的歧視和戒備心理。
我曾有一篇文章題目為「政府不做事是對人民的最大善舉」，事實上，它們不去做事也是對它們自身的一種善舉，它們不做事則已，做即全做愚蠢事，這也符合規律，即一群無理 、無道德、完全無自重意識者，亦僅能若此！
我的一些案件但凡有一點意思的，或者說從新聞的角度看有些新聞亮點的，都是為弱勢群體打的一些免費官司，給受害兒童提供了一些無償的法律幫助，其餘都是經濟官司。
偉毅案是我律師生涯中一起刻骨銘心的案子，當時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我們在給孩子打官司的過程中的付出，今天講起來我自己都感動，但社會給我的更多。一九九九年還有這麼一件事情，有一天一個朋友打來電話，說「過街天橋有一個很奇特的景觀，你必須去看。」我到那一看，繁華的過街天橋掛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尋找高智晟律師」，橫幅下面是一對夫婦和三個孩子，其中一個是九歲的腦癱病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