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觉得台湾人心惶惶、觉得人人都在“出走”。出走的原因与我们对混乱的深刻感受很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这十年来“解放”后的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都有所认识，对这些城市的混乱有所了解，我们把台北放在这个宽阔的参考系里，来理解自己的窘境，我们的结论很可能相当不一样。
“台湾要不要走出去？”我想美国人不会讲“美国人要不要走出去”，或者德国人讲“德国要不要走出去”。在我们的社会出现这样的演讲题目，表示台湾处在一个满奇怪的处境－－显然它不在文化版图上处于强势的地位，因为强势者本来就会自觉是在舞台的中心，是聚光点，所有人都在看你，不会谈“我们要不要走出去”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在文化版图上，是处于弱势或自觉处于弱势的。
最近有位来自加拿大的驻市作家，谈起他对台湾的三个印象，第一是：你们很有钱，而且是最近才有的，一有就有很多；第二个印象，你们的国会爱打架；第三个是：中共每二、三年就来一次武吓。总结起来，在西方人的眼光中，对台湾的印象就经济上是暴发户的，文化上是幼稚的，而军事和政治上是弱小的。有趣的是，从西方眼光所看到的台湾表象和我们所切身体认的台湾之间，有非常大的距离。容许我谈谈，我眼中的台湾。
在我的眼中没有国家的区别，只有城市的存在。就华文版图来看，北京、上海、西安、香港、吉隆坡、台北，已经形成了华文的文化圈，而台北在这个城市文化版图里，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中心。
台湾的作家，不论是余光中、琼瑶、三毛、高阳、柏杨或李敖，在台湾以外的华文城市都有重要的影响。台湾所发生过的思潮或论辩，也多成为华文地区知识分子的参考坐标。今天关心国家前途的北京知识分子谈“新左派”、“自由主义”等等问题时，你会发现台湾五○ 年代以来对自由主义的论述是他们论辩的重要参考。吉隆坡、新加坡或北京的知识阶层也熟悉“野火”时代台湾的状况、知道台湾得到民主后的价值混乱。台湾整个五十年的发展经验，都是北京、上海、甚至吉隆坡、香港的知识分子在讨论自己历史进程时的重要指标。
高行健得到了一个文学奖，他，唯一的中文作品在哪里出版？当然选台北，这不是偶然的。高行健虽然已经是一个法国公民，但他最在乎的作品发表和出版是中文版。我联想到托马斯曼，他为了抗议纳粹流亡美国的时候，作品不能以德文在德国版图上出版，而是以英文版在其他国家流传。他的传记作者写出：托马斯曼对非德文版的出版常是漫不经心，但是当他第一次有机会出德文版时，也就是自己的母语时，他却是彻夜不眠、全身紧张、字字计较；所以对作家而言，语言是他最后的依据。你可以说高行健失去了政治的母国，但得到了文化的母国，这文化的母国就是台湾，因为他所有的中文作品都在台湾出版。
这些现象清楚的显示了这一、二十年来，台北（或台湾）已经是一个文化输出国，不论是文学作品、出版、思想论述，都在往外输出，去影响几乎所有华文版图上的其他城市，已经刺激了整个华文版图传统的新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得大胆一点，台湾早就是文化输出国、文化重镇了，那么为什么还要谈台湾“走出去”？
原因在于，台湾人知道自己在电脑、科技和贸易上有超前的地位（虽然那个地位也很脆弱），但是对于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却非常不清楚。可是为什么台湾人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份量呢？
恐怕是，因为我们实在太封闭，太不清楚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或许可以主观地分成三圈：第一个大圈当然是国际，从俄罗斯到南美洲无所不包，第二圈是亚洲，第三圈是华文版图。先谈国际。
我们现在觉得台湾人心惶惶、觉得人人都在“出走”。出走的原因与我们对混乱的深刻感受很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这十年来“解放”后的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都有所认识，对这些城市的混乱有所了解，我们把台北放在这个宽阔的参考系里，来理解自己的窘境，我们的结论很可能相当不一样。
再进下一层，是对亚洲的不了解。我们这十几年来一直在大声谈文化自主与本土意识。但是相当讽刺的是：一方面讲文化的主体性，但是一方面我们在文化上、观点上都仍是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世界。台湾对亚洲的了解非常薄弱，例如印度这个古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的挣扎，跟我们可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对它的今日知道多少？对印尼、日本，只知道它的通俗文化和丑恶的片面历史，这些文化深邃的一面我们却没有什么认识；对于菲律宾，也就限于一个“外劳”国家。因为对亚洲欠缺了解，我们在诠释自己的历史时，就容易有偏差。比如我们怎么看二二八事件？把它当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是一种观点；把它放在一个亚洲的历史光谱上看－－类似事件在印尼、菲律宾、缅甸，怎么发生、怎么结果、怎么收尾－－在在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最后谈到我们对华文版图的缺乏认识。因为几十年来反共、恐共、排共的关系，一向支撑着我们的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观点，在与中国大陆做政治抗争时就突然不见了。整个中国好像就等同于一个中共政权，但是那个社会里被那个政权压过的、辗死的人都看不见了。用英文的说法是：倒脏的洗澡水时把盆中的婴儿也一并倒掉了。因此上海正在经验什么现代化的深层改造、北京正在发生什么思潮的剧变、西安的底层民间社会正在发生什么质的变化，很少人有兴趣，很少人讨论。我们不知道吉隆坡的华人社会对台湾文化有多少仰赖、有什么企盼；我们也不知道香港的社会结构里，知识份子那薄薄的菁英层如何和下面巨大的庶民层互动；香港和台湾在文化上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分枝，相似又相异的地方在哪里，将来可能如何互补互拒，很少人有兴趣。
总结而言，我们对国际的参考系不熟悉，对亚洲的参考系相当漠然，对最核心、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华文世界的参考系也没有掌握；奇怪的是，对周边环境不了解时，我们怎么了解自己？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一团混乱之中，真正的危机不在于它眼前所呈现的混乱，而在于我们里头有多少能够思考的人，在于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看见外面一圈又一圈的参考系。认识自己所处的坐标系，才可能认识自己在哪里。每一个城市都有它开始颓败衰落和开始繁华鼎盛的时刻－－我们要如何判断那个时刻的来临呢？当历史的门悄然开启，我们是应该重新把门安静的关上，还是把握门稍稍打开的那一刻，把它大大的打开，勇敢的走出去？有这样的判断力，我们才能决定这个城市究竟是走向未来的繁荣鼎盛，还是走向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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