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共产主义的实践重责，已落在中共身上。共产主义从理论走到实践，有没有修正完善之必要？它与资本主义能否并存共容，甚至互补不足？素以敢言见称的左派健笔吴康民，在世纪之初为文，就两种主义回望过去、展望将来，其中不乏发人深省之处。──明报编者
二十一世纪如果以二○○○年开始，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如果以二○○一年元旦起头，也已近三个月，人类对二十世纪的反思，究竟有什么新思维没有？
两次人类浩劫的世界大战，都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两个阵营不复存在，冷战也在名义上结束；共产主义，变得十分遥远。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人类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达至共同富裕，世界大同？
实践并未成功
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兴起、原始资本积累时的出现的一个学说，也是一个良好的理想。在军事资本家疯狂而残酷地掠夺殖民地和劳动者的成果时，它对被压迫者和有理想的青年们，是多么充满吁魅力！争取一个废除剥削的社会，每个人的劳动成果达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又是多么丰足和公平啊！
中俄的成与败，对社会主义发展有何启示？
可惜，共产主义从理想到进入实践，却不是成功的。第一个实践的国家苏联，在干了七十多年以后，终告垮台变色。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在实践中走了近三十年的“弯路”。现在，中国宣称正在实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这个“初级阶段”又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大家知道，在共产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中再来个“初级阶段”，而这个“初级阶段”又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说“共产主义理想”是很遥远的事情，并不是为“共产主义”抹黑，而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斯大林(Stalin)的即将跨进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大跃进，那才是荒谬的。
西方先消灭三大差别
总结二十世纪的这些历史教训，需要不带偏见的理性分析，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需要理论家们穷若干年的努力。这是二十一世纪所有有心人应该做的。
列宁(Lenin)没有意料到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中的重大发展，所以他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苏维埃在人民的议会，现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不是已有民选的议会和高度的电气化的生产和生活吗？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要消减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现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消减了这三大差别。别的国家都可能看得肤浅，但近两年我去小小的新西兰旅游了一个多月，东西南北“穷乡僻壤”都去过了。在这个并不算太发达的国家，随吁平坦公路的畅通和人们住所往城外迁移，的确看不到什么城乡区别；农场牧场的机械化，农民都变成农业工人；至于体力劳动，当然还有，但工业生产以至第三产业，大都电脑化了。技术工人绝对要用脑，还要用电脑，这个差别也就逐渐消失了。
这样说来，这些国家又可说是“共产化”了，那又不是，它还有资本家，还有失业，还有工会的斗争。
共产党执政后的变化
过去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很大部分是吃了教条主义的亏，并且当权者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权垄断了。不是“伟大领袖”如斯大林、毛泽东说的，都会被指是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致后来他们的某些理论的破产造成了信仰危机，因为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已不能自圆其说。
同时，对于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变化，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领袖的独断独行，也缺乏必要的制约。人们批评“共产国家”极权，当然是不怀好意。但执政的共产党有没有注意到“极权”的恶性发展？有没有察觉到那是制度的问题？列宁早已看到斯大林的问题，但后来许多拍马屁的党官把斯大林神化，对他的个人崇拜达到高峰，以致身为共产主义者、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看不过眼，写下了只准他死后才发表的日记，里面正确地批评了个人崇拜。
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本来赞成谴责个人崇拜，但毛泽东来个反右之后，全党便“左”倾了，结果出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悲剧。
有心人应闯禁区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有人不大愿意提到这一点，但事实上是如此，而且置之四海而皆准。
今天中国的贪污腐败，是权力没有制约的结果。乱世用重典只能警世于一时，决不能消灭贪污腐败的土壤。邓小平说过，必须从制度上找寻原因，但制度的改变，又谈何容易？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而且是硕果仅存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世界上最大而且执政的共产党。继承共产主义实践的责任，探索共产主义理论发展，责无旁贷。但从现实上看，当前思想理论界并不活跃，许多共产党员忙于“向钱看”，有心人也视之为禁区。反而极左派经常用“理论”来挑战当前的方针路线，真是咄咄怪事。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而理论一旦掌握吁群众，也就会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言者无罪，但愿更多人来闯这个禁区。
（二十世纪反思二之一）
(转自<<明报>> 3/1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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