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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7日讯】 李慎之《一段公案的由来》中所说的公案，与被奉为绝对真理的毛泽东思想直接相关。据他介绍﹕《毛泽东选集》第5卷所收录的1956年11月15日毛在中共8届2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份子，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一番话，是针对他来说的﹕“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话就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
李慎之畅所欲言的一句话，经过毛泽东上纲上线的歪曲篡改，很快便在上行下效的反右派运动中演变为弥天大罪﹕“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的误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
李慎之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他的成熟与智慧，是遭受摧毁性打击之后才逐渐磨练出来的慢功夫﹕
“就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我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也得承认，后来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也慢慢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但是那是到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看到‘大跃进’失败，开始有人饿死以后的事情了。”
对于被笼罩在神圣独裁与神圣专政的不可抗力之下的众生相，与李慎之经历相仿的另一位党内异议人士顾准，曾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有过更为透辟的揭穿说明﹕
“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权利，在理论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
读解历史，迄今为止依然摆脱不开圣战式的“普遍奴隶制”的不可抗力的笔者，唯一能够做出的表示，是一再重复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的不朽铭文﹕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向我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作者为北京作家、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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