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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6日讯】 在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与世界交流，产生了两个基本后果，促动了知识界思考与良知。首先，是公正问题。这是由于贫富差距与贪污腐化导致的；其次，是民族主义问题。由于中国更多地更深刻地和世界打交道，各国之间利益冲突浮上台面；这就强化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于是，中国知识界通过消化中国的现状，包括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之后，开始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最后慢慢地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群体，大略上可划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该论争自一九九五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而1998年后，论争在中国大陆浮出了台面。
双方的争论有三大焦点：
第一、对当今中国现状的判断：中国目前是已经进入了全球主流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还是没有？
第二个焦点是，从价值选择战略上，中国应该进入还是应该对抗、或退出世界的主流秩序，或另行创造“第三条路”？这是一个根本的焦点。
第三，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问题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带来的，还是新旧体系在转轨时期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
首先，对中国现状的事实性判断应当是立论的基础。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被纳入了跨国资本支配的体系，因此知识份子的首要任务是反对西方资本的宰制。而自由派则认为这一判断不合中国实际，在中国，仍然是不受制约的国家政治权力的的宰制是第一位的问题。
第二，中国应不应该进入全球主流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一百多年来，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就是中国关门的时代。邓小平时代开始开放，公认是对毛时代的进步。而如果重新对抗国际主流体系，将给中国人带来什么？
这一问题还涉及民族主义问题。因为进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就意味着遵守其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可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和言论自由等，这意味着对政府权力、对主权的某种限制。在中国国内的主导秩序与国际主流秩序的对峙中，大体上，新左派站在前者的立场，而自由派站在后者的立场。
第三，权力制衡与政治参与孰轻孰重？自由派认为，归根结底，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问题、腐败问题是由于新旧体系在转轨时期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因此，限制政府权力，目前是中国最该做的事情。而新左派认为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不重要，政治广泛参与才重要。自由派的主张刚好是相反。毛泽东时代大众政治参与是很广泛的，但是造成了什么样的悲剧！
腐败和严重的贫富悬殊，只有通过政治权力尽量退出市场，舆论自由，司法独立，在市场的基地上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因而重点应放在宪政体系的建立上，而不是相反。
中国知识界这种思想交锋，有助于大家把基本问题更进一步地澄清，这对中国未来的走向相当重要。虽然他们现在讨论的理论问题似乎和社会大众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很可能在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后，会成为热门的实际政治选择的。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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