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大陆近来各地相继发生反日示威游行，在有的地方游行出现转向，民众打出“反官僚、反腐败”的横幅标语，部分学校为防学生上街采取封校。对此法学家、北京著名宪政学者范亚峰认为，借助反日游行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是当前社会主流的心态。
范亚峰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态势是反日游行是中共当局两难的选择，它对游行抱侥幸心理，但这种侥幸是不存在的，反日游行还会作为关注焦点持续下去，不会很快结束。对当局的不满是社会的普遍心态，因此未来大规模的街头化将促成很大的政治危机。
范亚峰指出，中共已经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利益集团们抱着与其在手术台上找死，不如等死的心态作最后的挣扎，为了控制社会变革的要求，不断扩大打击面，前不久洛桑会议，当局打压，使中国家庭教会也宣告跟“党国”彻底决裂。当局强化暴力滥用的程度，令民间力量和“党国”力量的交锋已经达到高潮，不出几年中国将发生大变局。
“党国”是等死的癌症晚期病人 反日游行 收放二难
钓鱼岛撞船事件尾声之际、中共五中全会召开之际大陆开始出现学生上街的反日游行势头，有传闻上周网络各地开始出现上街游行的呼吁，因此部分学校开始封校、部分学校采用周末上课以防止学生上街，但上周末仍有地区爆发了一定规模的游行，甚至鸡西的反日游行出现转向，标语中开始针对大陆内部的社会问题。
范亚峰博士指出，“党国”对反日的心态既要利用又要控制，所以就像2005年反日游行，包括九十年代反美游行，党国操控一样，一开始它们要利用，一旦事情达到一定的规模，他们又要反过来控制，但是是否能做到那样收放自如那？ 现在的态势是反日游行是他们二难选择的问题。
他说：“打一个比喻，好比一个癌症晚期病人，有二种做法，一个是上手术台，风险很大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目前来看党国腐败、历史的重袱、民心的丧失、及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是病入膏肓。就是说它自己很清楚，只要一上手术台就很难下来了。所以这样情况下，整个利益集团作出的决定就是与其上手术台找死，不如等死，等死的话它还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等死的话毫无疑问，一年之后，当合法性资源丧尽之后，运用最后的暴力不断强化暴力镇压，来控制住社会的变革要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不断扩大打击面，不断强化暴力滥用的程度，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得罪的人不断增多。总体来看国际跟国内环境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就是‘党国’面临许多的两难，反日游行就是这样的两难。
“如果镇压的话，极大损害了‘党国’从抗战当中、从1989年以来不断地寻求民族主义来作为合法性来源的一个根底。不打压的话，不断扩大的二、三线城市的游行毫无疑问又是中国街头化的前奏。”
反日游行“党国”侥幸不存在
范亚峰认为当局在反日游行上抱一个侥幸：第一反日游行不会持续下去，第二反日游行街头化抗举不会导致其他板块街头化随之而起。但实际上总体来看，这种侥幸是不存在的。
他分析说：“反日游行短时期内，聚集的热点不可能很快下去，可以说中国二、三流城市这种反日游行还会继续。事实上来说，中国社会参加反日游行的人数不大，但想借助反日游行来表达不满情绪是一种主流的心态，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简单。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宝鸡的游行里有所谓推动多党制这样的口号。正因为这个原因，温家宝政改讲话、诺贝尔和平奖、洛桑会议、反日游行、五中全会在政改方面无所作为，这几个因素综合在一起，中国社会力量与‘党国’力量的碰撞高潮期来临，这样高潮期可以在一、二年内就可以见到碰撞的结果。”
范亚峰博士还认为当局维稳体制的核心价值是不出任何事情，他举例在奥运时候，“党国”表扬的重要用词就是“大事不出、小事也没有出”，因此是一个绝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在对待反日游行上，现在的态势是中共对反日游行处于两难的选择。”
他认为民间的动态非常复杂，他举例说：“现在仅仅是在论坛上，微博上发帖呼吁就有可能有数目不详的民众聚集，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触目效应，有可能上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动员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它们就会对待民主力量一样全力镇压和严防死守。反日游行的开始没有采取镇压态势，其后各大学封锁已经表明了“党国”对反日游行的真实心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民族主义做一种更加准确的同情和理解，实际上是中国民间力量政治成熟的重要任务，一种政治智慧。”
“党国”滥用政治暴力激怒中国知识阶层
范亚峰指出当局不仅对高智晟、陈光诚这样维权人士的残酷打压，现在开始对北京的徐有渔、崔卫平等等这样非常温和的政治改良派也都受到了没有理性的、非法的对待。他认为当局将维权人士、政治改良派都当成敌人看待，这是毫无理性的政治暴力的滥用。这种滥用会激怒中国的知识阶层。
他举例北京有一家中国最好的独立书店“万圣书店”，老板刘苏里被北京国宝报复殴打脊椎骨骨折，他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说：“这个老板多年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无缘无故被殴打。事实上，10月份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用暴力控制住留下阴影，这种阴影本身加速了人们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是党国没有想到的，在知识界加速度推进。”
他还认为当初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崩溃，禁锢知识份子是重要的原因，现在“党国”也一样正在自掘坟墓，他说：“所以他们最近对北京知识份子的控制，包括对我本人的监控。我长期以来温和，寻求的不过是法制，是胡温自己都强调的核心价值，但在这样情况下还是受到警察的殴打和非法传唤，现在为止还有24个警察严防，没有任何手续的就禁止我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这种无理、蛮横及强暴超过了法西斯希特勒，这种疯狂的举动是在做自掘坟墓的事情。”
洛桑会议标志家庭教会和党国关系彻底破裂
范亚峰博士指出，“党国”把家庭教会的一个普通会议，今年10月在南非召开的第三届“洛桑会议”，“定为反华会议”，并不惜一切方式动用国保、安全局、居委会、派出所、当事人的单位来打压，在国际社会遭到的反弹，这也是当局远远没有料到的。他说： ”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家庭教会和党国关系彻底破裂，标志着家庭教会内部对党国抱有幻想的结束。同时党国对家庭教会践踏和对参加国际会议的人蛮横无理的打压，宣告了他们不愿在社会管理体制上作任何的变革。不仅没有变革，而且更加倒退。”
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家庭教会和其他各种力量已经充分发育成熟，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之下，当局这种毫无理性显然为自己制造了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对立面，他认为从这个点上讲“洛桑会议”把家庭教会全面纳入了中国民主化转型中，他强调一点：“ 中国基督徒需要深刻认识到，如果家庭教会不做抗争的话，他们的命运就是被彻底镇压。”
变数不断增多 数年内中国会出现大变局
范亚峰认为“党国”的维稳体制从这几年来的核心大事是2008年奥运、2009年中共六十年、2010年世博会。在世博会10月31日结束的最后一个月中出现上面提到的几个重大变数不是偶然的，当局尤为紧张，打压力度是最近10年来最严厉的。他指出：现在北京警察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北京不出事，北京大批人连吃饭的权利都被剥夺，恐怕连法西斯都没有达到这种控制程度。但同时二、三线的城市像宝鸡反日游行出现多党制这样的口号，总的来看中国街头化运动借着反日游行已经顺利破局。
他还说：“党国维稳体系在多个变数的挤压之下，应该说中国民间社会和党国的碰撞，从1989年过去21年之后，已经出现全面高潮。总的来看，新的高潮更加不利于党国的变数在不断的增多，包括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冬季党国的维稳保持高压的态势，能维持多久还是一个问题。当这种高压不能维稳之后，总的社会的民间力量反弹的力度肯定会加大。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未来一、二年到二、三年内中国会出现民主化变革的战略机制。总体来说这个契机对中国民间力量是有利的，这也是党国惶恐不安，把这个镇压机器暴力运用提升到登峰造级的地步。”
因此对未来，他估计说：“我认为最可能的方式是跟台湾一样，是以大规模的街头化促成很大的政治危机导致转型。最终的结果，希望不出现流血事件，绝对不流血也不可能，我的判断大规模的流血可能性很小。”
范亚峰小传
1969年生，安徽人。199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外国宪法）。1995 年-2000年为北京教育学院教师。200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比较宪法）。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后因为政治原因被当局开除。他也被公认为中国家庭教会领袖。
其主要学术成果：“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自由主义与儒家传统初论”，《原道》第七辑，贵州人民出版社。“英国宪政的自由精神的生长”，《法大评论》第二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道初论“，天则所演讲。“宪法解释的可能性”，《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公民民主宪政论”，美国《中国法律与宗教观察》 2008年第2期。
主要学术活动：主持公法译丛（贵州人民出版社），法学论丛•公法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创办“公法评论”网、圣山网、中福圣山研究所。学术兴 趣：宪法学、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儒学与神学。主要维权活动：组织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主持家庭教会维权行动；组织中国公民维权联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