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9日讯】中国自从实行“摸着石头过河”的二百五实用主义政策之后，很少有什么做法是能够撑得过三五年的，石头摸了一大堆，人还在水中颠来荡去，岸边还远着呢。可有块石头中共摸了27年一直没有撒过手，属于“顽石”、“奇石”档次，这块石头的名字叫“严打”。“严打”又称“从重从很快”之严厉打击，对象当然是不法份子兼顾其他相关人员，区别在速度上和量刑轻重上。如今又要“严打”了，“严打”名声很臭，但越是臭的东西生命力就越是顽强，这几乎成了中共施政的铁律。
在21世纪的今天，沿用一项既有悖司法公正精神又带有深刻人治痕迹的老旧恶招，中共究竟要向世界宣导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却可以从“严打”本身把玩出一些有趣的“潜台词”。
“严打”是可以全面提高发案率的。从1983年打到现在，恶性案件持续上升，到如今全国发案率再创1949年以来新高。犯罪份子的手法更加凶残、人数更加庞大、实施作案的次数更加频繁，仅就数字而言，严打非但没有遏制住恶性犯罪事件的增长，反而把犯罪份子打练得越来越善于亡命。虽不能说全国性治安形势的恶化都是“严打”造成的，但严打播下的“复仇”种子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令犯罪份子变得更加无所畏惧。
不法份子作案是有季节性的。严打一般都定在每年的春夏之交，然后持续到次年的新年前后，给人的感觉是犯罪份子喜欢集中在春暖花开后开始四处活动一展身手，而且下半年比上半年猖獗，并随着国庆、中秋、元旦的到来伺机大规模出手。这种人为假定犯罪时间规律的思路，既不科学也经不起推敲。
平时是违法“宽打”的。和“严打”形成对应的叫“宽打”，似乎除了“严打”阶段，平素对犯罪份子的容忍度都比较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心情好的时候打一下，心情孬的时候休一下。此所谓依法“严打”，违法“宽打”，咱先不论严打依的什么法，单就违法“宽打”而言，就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
“冤假错案”是需要集中制造的。“严打”属于司法意义上的“快餐作业”，讲究的就是迅速，问题就出在这个“快”上。一快把司法程序省略了，一快把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力给疏忽了。每次严打都会集中产生一批“冤假错案”，不少人还会因为运气不佳赔了性命，整个司法审判程序就在这种死循环中周而复始，积累的民愤民怨与犯罪份子对社会的伤害不分伯仲。
犯罪份子是需要休“半年假”的。每年的集中打击，等于是划了个时间圈给犯罪份子，在这个圈里你必须给我悠着点，必须调整作案路线图，减少发案频率，一方面可以配合公安部门呈现出亮丽的“战果成绩单”，同时也可以适当凑这个空挡忙里偷闲踏踏青、叙叙旧、调调情、会会友。最安全的方式是在这半年中，给自己放个长假，回归一下正常的生活；少数顽固不化的，也可以用这个机会提高一些作案水平。有点文化的还可以研读一下“犯罪心理学”，或许还能延长一点案件被侦破的时间。
“严打”是鼓励打走眼的。每次除了锁定的“两抢一盗”等人员之外，“严打”经常性地喜欢针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和鼓吹维权抗暴的正义人士，对反骨的知识份子也在打走眼的名单之中。今年公安部全国性严打话音未落，6月14日晚上，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警方非法骚扰、拘押；6月16日中国传统端午节早上，人权律师唐吉田被朝阳公安从家中带走。对维权律师的“严打”可能要先期展开了。
严打是保护严打对象的。任何绕开了“中南海”的严打都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严打必须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按照公安部副部长今年列入前三位的严打对象，现任和前任的不少中共领导统统涉案。其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极端暴力犯罪：当年邓小平悍然下令对和平请愿的民众开枪开炮，完全够得上严打十次的水平。第二涉枪涉爆犯罪：杨尚昆等军头在天安门、胡锦涛在西藏、王乐泉在新疆身上都是有血债的，他们现在都逍遥法外。第三黑势力犯罪：李鹏家族在水利电力系统编织的黑势力集团，几乎霸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此人至今在逃。在这方面，中共还不如北朝鲜“光明磊落”，金胖子上个月一下子就把涉案的财政部正副部长全部给“从重从快”了。
中国要严打的东西其实很多，大到官场腐败、小到五毛党爱国。一个用脸皮为代价，用耻辱做荣耀，指鹿为马、不断创造着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奇迹的政治利益团伙，不严打还成形吗？但不幸的是，这个团伙恰恰主宰着每一场毫无意义的“严打”。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严打本身才真正是需要严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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