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0日讯】台湾苗栗大埔地区因为扩大征地，以公告地价，强迫农民贱卖土地，引发民众不满，政府出动机械，强行拆毁农田。7月17日上千民众夜宿凯达格兰大道表达抗议。苗栗县长刘政鸿本来态度强硬，坚持政府征地有理，但是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高层压力下，被迫向农民道歉，并决定还地给农民，不再征收。这一引起台湾社会关注的事件才搞落幕。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在被征收土地的900多户农户中，反对征收的只有20余户，只占总数的2%。这是刘政鸿原来立场强硬的主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国民党高层宁愿放弃地方开发的利益，而强迫地方官员接受这2%“钉子户”的要求呢？背后原因恐怕还在政治层面。年底国民党面临五都选举的考验，执政成绩不佳，民进党来势汹汹，都使得国民党在民意支援度方面戒慎恐惧，不希望出现任何纰漏。反对征地的农民虽然只有2%，但是因为涉及国家公权力是否侵犯个人利益的问题，不仅农民运动组织和知识界广泛动员，对农民予以声援，反对党也借机凸显当局的蛮横。为了在年底的选举中能够获胜，这2%的少数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以台湾的大埔事件来对比中国大陆的类似情况，不能不令人有所感慨。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或者说，官民之间最大的矛盾焦点，就是遍布全国的拆迁争议。地方利益与政府勾结，强行以低价征收农民和市民土地以及房屋的事件，无论数量还是恶性程度，都远非台湾的大埔事件可比。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民众的抗争真正能够得到公正对待的例子，不要说反对征地的民众之占2%这样的比例，就是被征地的农民全部反对，政府也很少会取消征地的决定。拆迁与征地的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火药桶引爆的引子。
同样的社会问题，在大陆与台湾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出现这样的不同，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有人说，国民党高层并非真心帮助农民，只是考虑大选将近的政治利益。这话不错，但是也揭示出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尽管也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贪图利益而侵犯人权的实例，但是因为有定期的选举制度存在，就算是政府可以动用公权力里强行落实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蛮横很可能导致在下一次大选中选票的流失。因此，不管他们内心是否情愿，已经成形的制度对他们形成了硬约束，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社会的监督。相反的，在中国大陆，面对土地纠纷，地方政府没有制度上的任何硬约束，一旦群体性事件扩大，他们还可以以社会稳定为理由，要求中央政府以国家暴力来解决利益纠纷。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利益当然不可能有保障。
中共的宣传喉舌在提到台湾的民主化时候，经常说民主导致混乱，甚至是一个笑话等等，但是对比大埔事件和大陆的拆迁纠纷，我们可以看到，再差的民主制度也比最好的极权制度更能够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