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国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中国已经历了长期的混战，再加上来自外敌的侵略和内在的明争暗斗，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来自比利时的天主教神父雷镇远，就在中国对日抗战的漫天烽火中，坚持留在中国，留在信徒与中国的百姓中。整整八年的岁月，他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同步，他的回忆录以当时底层百姓的眼光，忠实地纪录了那个时代真实的中国。
1937年9月间的一个夜晚，已经在中国华北7年的雷神父，思虑纷纭，旧日的事迹纷纷涌上脑海……
我的成长背景：在战争中成长
我回想起在比利时的孩提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国的童年时期，旧日的情景都清晰地像连环图画般浮上心头。
我忽然想起在两星期前的9月13日是我的生日，这样的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我竟然忽略过去了。
我在1905年降生于科特莱城，我的父亲是一个采矿工程师，在38岁时失事，丢下我母亲和5个孩子。我是孩子中的老大，母亲自然变让我做了家里的小家长。父亲逝世后一个月，战争爆发了，母亲带着我们到了伦敦。我和弟弟法兰克在伦敦进小学读书，两个妹妹和另一个弟弟在家里由母亲施以教导。后来有几个比利时耶稣教会教士在哈斯丁开设一所学校，我和法兰克便到那里读书。
我们曾看到德国的徐柏林式飞机袭击伦敦，我们害怕的不得了，因为我们是远离祖国的孩子，我们知道家乡已经被敌人蹂躏殆尽了。但直到停战后我们在1919年返回比利时，才看到房屋毁于炮火，家产同归于尽。外祖母家在东部边境，离德国最近的一个城市，外祖母带着一群孩子回到那里。我们家已经没什么钱了。但母亲还是把我和法兰克送到佛耶尔的耶稣教会读书，她时常说，我们可以在别处省钱，但是不能牺牲教育。
遇到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1920年当我才15岁的时候，我遇到了雷鸣远神父。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在中国已经住了许多年，那时候他正在欧洲协助二千多名由于中法银行倒闭而断绝经济来源的中国留学生。中法银行便是在法国支持共产党而组织的银行。在所谓毛泽东计划下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再能从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手里得到金钱，虽然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曾欢迎甚至鼓励他们到法国，他们也不能从国内家庭得到接济，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正陷于军阀的混战。孙中山先生刚刚建立民国，从帝制到民国正在演进中。
那时候我年纪还轻，对一切事物的意义还很模糊。共产主义已经用暴力方式在俄国成功三年了，正在向中国和亚洲伸展。雷鸣远照顾着这些留学生，当他看到他们正陷于政治阴谋的圈套中，他便设法尽力拯救他们。他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是最进步的人，关心中国的进步与改善，关心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幸福。他那种伟大无私的献身精神，使人人都晓得他是一个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外国人了！他晓得这些断绝经济来源的留学生都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他们留学欧洲，便是希望在归国之后对建设新中国有所贡献。他旅行于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对这些人尽全力协助，他越是遇到困难越使出全力加以克服。
在他到比利时的时候，我遇见了他。虽然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立即看出，如果我能追随雷鸣远神父到中国去，在他手下工作，以一生经历像他那样献给中国和中国人民时，便能实现我一生的目的，达成我的抱负。
说出我的心愿和人生理想：效法雷神父到中国
1939年9月的那个夜里，当我睡在安国县的那张小床上时，我回想到十七年前首次遇到雷鸣远神父的那个可纪念的日子。我看到他的力量和热情，看到他孱弱躯体里蕴藏着不可制伏的精神。当我告诉他我的理念时，我看到他凝视着我的目光流露出一个问题，他用深刻的眼光向我注视着，好像在研究这是不是一个孩子的幻想，以及我有没有像我讲出的那种志愿。
他告诉我静候到毕业以后，他发现出我有些无奈，但他不曾讲出口。之后他经常到比利时，我担任起他的秘书工作，时常谈些问题，我们总是谈到中国。他很少指导我的研究工作，他鼓励我继续艰苦的体力工作。其实这是我一向习惯的事情，我的体力一直发育得很好，我的父亲曾教给我若干种运动，我滑雪、游泳、拳击、踢足球、爬山、及负重做长程旅行，我做过许多要用体力的运动。
到了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必须服国民兵役。我是家里的长子，我可以选择服务部门，于是我选择了骑兵，希望能训练骑马术。
在那个辗转不眠的夜间，我微笑地想起我在比利时所骑的英勇军马，拿它和蒙古马相比，更和我在华北游山时所骑的小毛驴相比。
雷鸣远神父在欧洲住了七年，当他再回中国时，他看到了中国的另一个希望。1926年，他曾在罗马参加6位中国主教的任命典礼。1927年1月，雷鸣远神父返回中国，在安国县的孙麦祺（译音Melohior Sun）主教下任职。孙主教便是在欧洲任命的主教。
进修神学 开始认识了主的敌人
在雷鸣远神父离开欧洲前，他介绍我去拜访孙主教。孙主教又介绍我去卢方（Loavain）神学院读书。在服兵役之前，我曾在卢方读过二年书，但不是主修神学。我成为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在卢方神学院主修神学的硕士课程。
卢方是马济慈枢机主教成立的，美国的佛尔敦主教(Fulton J. Sheen)主教便是这里的毕业生，后来我在中国时曾遇到他。我在那里攻读哲学、神学、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开始认识了天主教的这些敌人。我在卢方大学读书时使我学习到酷爱真理，并且同样尊重那些真理的敌人所使用的武力。
我在研究唯物哲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看到共产党竟然运用武力和暴力把这些理论强加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并造成中国文化的全面改变。
－－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