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师何晓清女士近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悼念哈维尔”，除赞誉这位捷克前总统之外，并指出制度化欺骗腐蚀今天的中国，就像20世纪7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样。
她说，2011年12月18日哈维尔去世，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深切哀悼，如丧国宝。20世纪70年代哈维尔因为是少数几个敢于针对其祖国的高压政权讲真话的人而一举成名，后来他引领他的国家和平地走向自由。我的一个来自捷克共和国学生深情地写道：哈维尔使他的国家“活在真理下”。
作者认为，哈维尔不仅属于东欧。他也给予了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很多道义上的支持，当今，也许他的著作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大。
得到哈维尔去世的消息时，作者正在整理分类一个研讨会的最终稿件，这个研讨会是由她主持，讨论1989年天安门抗议事件及其影响。一些学生来自中国，虽然他们可以自由获取信息和查询，但却对各种证据视而不见，宁愿相信官方的说法；还有许多人在某些方面较为复杂，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和物质成就所迷惑。
哈维尔曾对此作过警告，相对主义和拜金主义可以剥夺人性，继而导致人们丧失对他人道义上的责任。1989年，他以最严厉的语气谴责六四大屠杀。
作者说，在她对学期做总结时，传来朝鲜独裁者金正日死亡的消息。平壤街头夸张哀悼金正日的场景让她想起35年前毛泽东的去世，深切认识到这样的制度下谎言的危害性。
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时，作者的父亲邀请他最好的朋友到他们家，紧紧地关上了门，启开了他们家唯一的一瓶葡萄酒。第二天，她的父母带她参加集体追悼会，我们臂戴黑纱，很多人悲痛欲绝。作为一个小女孩，作者说她被大人们的做派搞糊涂了，大家在公开场合看着那么伤心，昨晚背地里她的父亲却非常高兴。
多年后，天安门事件刚过，作者臂戴黑纱去学校，她的老师看到后说：“如果你不把它拿下了，现在开始没有人能保得了你。”她忍着泪水，被迫摘下袖标，她想起了毛泽东去世时我父亲反差极大的两种面部表情。我们两代人都不容许随性表达自己基本的悲伤和喜悦。
多年来，先在加拿大，后来到美国，作者研究天安门事件时总是试图无视、设限和自我审查。她回避大学朋友对她的研究课题的问询，担心国内的家人受牵连，纠结着她如果被允许回国探家那该多好。
作者说，当她的工作变得广为人知，愤怒的年少中国学生指责她对历史事实不诚实，而数以千计的网络贴子称她为“国家叛徒”，受“西方”所雇批评中国。1989年6月4日的无助一直在不断提醒她，中共当局已成功地，哪怕是暂时地，让人们相信了天安门抗议活动是西方旨在削弱中国的阴谋，因此镇压是“爱国”行为，为中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表面上，天安门事件似乎与“崛起的中国”毫不相干，八竿子打不着，但每逢6月4日之际，政府的严控都加强，有关天安门事件仍然是一个政治禁忌，官方的定论不变，国外对此的记忆似乎随着各地孔子学院的兴起和报摊上免费的《中国日报》的广为发行而淡化。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商人顺水推舟地符合著官方的宣传人云亦云，说什么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特殊，西方国家不应干涉中国内政。哈维尔知道这种侵蚀的危害，坚持不懈地捍卫普世人权。
2010年，他在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中写道：“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被允许有行动、结社、思考和言论自由时，这个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就是不健全的。”
几年前，当盲人人权律师陈光诚被软禁、殴打时，作者说她悄悄地帮助他的妻子翻译求助信而没有站出来。当她通过Skype和刘晓波对话的第2天他被警方带走时，作者悄悄地打印出他的杂文发给学生，没有站出来。
去年，当哈维尔散文的中文翻译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被禁止出国与作者和其他同事一同参加“拒绝遗忘”座谈时，作者悄悄地取消了崔的机票和酒店预订，没有站出来。当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廖义乌2011年初不能出国时，作者悄悄地通知为他组织演讲的朋友，没有站出来。
1989年当作者被迫取下黑色袖标，她觉得什么都完了，身体已经被碾碎、生活被毁、声音被消。他们有枪、监狱和宣传机器，我们什么也没有。
作者指出:“然而，无论如何，6月4日，民主的种子植于我心，对自由和人权的向往茁壮成长。这终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哈维尔曾写道：“但是，始于谁？谁站出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唯有从自我做起……。是否真正失去一切完全取决于我是否放弃。”哈维尔作为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但他向我们证明了无权无势者的群体力量。
作者最后结论: “在此我向哈维尔致敬。我将以实际行动哀悼他，如果我们想要光明，就必须战胜黑暗。”
(责任编辑:张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