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2月14日讯】王立军事件犹如一块巨大的石头投入水里，激起冲天巨浪。
有网友认为，从对中国政治格局和形势的重大影响上看，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事件可以和文革“9.13”林彪叛逃事件相提并论。确实，如果说，“9.13”林彪叛逃事件标志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的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那么，王立军事件则标志着以“唱红打黑”为标签的“重庆模式”的破产。
回顾过去两年，“重庆模式”的出台和给予极高地位的解读，以及该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价值取向对决”，成了海内外评论中国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有意思的是，最近一段时间里，似乎没有什么人愿意戴上“重庆模式”发明家的桂冠。1月11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出面断然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继之是凤凰2011年十大影响力博主蔡慎坤在其博客中发表文章“谁在炮制谁在鼓吹‘重庆模式’？”将“重庆模式”的发明权送给了重庆市委党校的教授苏伟。苏伟则在一篇文章里面描述了那本与人合著的《重庆模式》写作、出版的过程，一副小媳妇受人虐待的委屈相。
据观察，从2010年至2011年12月中旬是宣传“重庆模式”活动的密集期，推动“重庆模式”风靡全球的民间功臣非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莫属。该网站分别于2010年12月11日、12月 26日与2011年8月28日举办了三次关于重庆模式的研讨会，第三次的标题特别宏大，叫做“世界危机下的重庆模式”。著名左派代表人物张宏良写了不少关于“重庆模式”的文章，比如《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
那么，“重庆模式”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其本质特征又是什么？
按照推出“重庆模式”的智囊们的解释，“重庆模式” 主要是指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以“唱红打黑”为主体的社会治安整顿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地票交易”、“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 为标志的城乡统筹发展，以“向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共富十二条”、“官员下基层与群众同吃住”等民生工程；以建设内陆大开发战略高地为战略的包括重组国营、民营、外资三驾马车、优化经济结构等内容。
翻阅那些支持与主张“重庆模式”的智囊们的著作与发言，你会发现，他们始终强调的不是“重庆模式”中一些改善民生的经济措施，而是“（重庆模式）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设，是运用毛主席大公无私的思想对那具有‘腐败性的传统文化’的又一次荡涤”（徐维国语）。
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设正是“重庆模式”的精髓所在。
说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重庆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模式，这也是“重庆模式”从一开始就有别于“深圳模式”的。“唱红打黑”不是这个模式的附属物，而是灵魂与主导，没有“唱红打黑”，那些经济政策也难以实行。
如果从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来解读，“唱红”，是用红歌“教育”人民；“打黑”，是用专制工具对付不怎么听话的少数人民。
这就是“重庆模式”的本质。
毛泽东主政的前三十年，正是一刻也没有忘记用教育人民的方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用打击“阶级敌人”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唱红歌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为什么要唱红歌？因为统治者在骨子里认为民众太愚昧，需要教化、需要引导，于是用这种唱红歌的方式来统一思想，来改造文化，来纯洁民众的精神……只有民众的思想统一了，他们才能够集中力量为民众办大事，办好事！呜呼哀哉，历史残忍地告诉我们，有几个当权者在统一民众的思想之后，不是把民众像猪狗一样愚弄来愚弄去？
红歌宣扬的价值观与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政治理念相冲突，与人类文明进步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因而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重庆的经济改革值得鼓励，政治模式则是一种倒退！不客气地说，重庆模式如果不能确立民主、法治的价值观，任何努力只不过是向计划经济和专制制度倒退中的新尝试。
当今的中国，民主才是硬道理。所谓民主乃世界潮流，他包含的自由、法治与人权理念，也涵盖了“发展”与“民生”在内。“民生”重要，但却不能靠皇帝老爷来保证，更不能靠投机分子来弄几个便民措施一蹴而就。无论是“发展”，还是“民生”，决定权都应该掌握在民众手中，这就是民主的精华，也是发展不失去公正，民生不被忽悠的唯一保障。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任何政治家若违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价值，背离民主、法治的轨道，迷信个人权力，企图通过绝对的政治权力掌控人民的命运，误入专制、暴政的歧道，即使在改善民生和遏制腐败方面能取得一时的成效，最终却只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人民可以被欺骗一时，却很难欺骗于一世。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的出路与希望就在于我们拥抱自由、法治、民主与人权的价值理念，其他的路要不就是死胡同，要不就是死路一条。
民主，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