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18日讯】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17日发表微博：“什么是好官员？亲民廉洁都是吧。但作为媒体人我要说，官员不向媒体隐瞒消息，尤其是主动披露本部门坏消息，他就是好官。官员如果隐瞒坏消息，压媒体沉默，就不是好官。如果官员硬说他的部门出事了，老百姓上街了，是媒体报导造成的，那他就是昏官恶官。信息公开任重道远，信息隐瞒就是给这个国家挖坑。”恐怕胡总编也不得得承认，现在正在“给这个国家挖坑”的官员还有很多，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新媒体时代下封锁消息意味着什么！
传统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模式
传统媒体时代，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当地政府的“第一反应”都差不多：无非是民众“非正常上访”、“少数人的挑动”、“不听劝阻”、“散布谣言”、“阻断公路交通”、“打砸破坏”等等；而政府则是“高度重视”、“保持冷静克制”、“做群众思想工作”、“教育引导群众认清案件真相”、“坚决打击为首犯罪分子”等等。网友们对这一套标准官话可说是“耳熟能详”了，没有多少人会真正相信它，因为这套官话里没有提供最关键的和有价值的信息。
而且几乎所有的群体事件，政府“第一反应”中的“少数人的挑动”，要“坚决打击为首犯罪分子”之类的词语，其“潜台词”就是要“抓人”。地方政府官员都倾向于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使用诸如“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有敌对势力参与”等词句来匆忙定性。在这方面，政府总是表现得态度坚决、动作非常积极。
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甘肃“陇南事件”，事发之初，都能看到这样的“定性怪圈”。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在它们的描述下，群体事件都是“平地起风波”，都是属于“突发事件”；民众都是些“无厘头”、起哄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乱的货色；政府则是“仁至义尽”之至。可是，在如此“仁义”的政府治下，却有那么多“不明事理”的“好事之徒”，岂不是咄咄怪事吗？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新闻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长久以来，有关部门习惯“事故处理完了”再说，这种封锁消息，内部处理的事件处理方式，在信息不发达，而且组织和政府对社会能够全方位控制的年代，也许是适用的，也许可以保全政府的脸面。但是，在资讯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时代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大众麦克风时代，任何事实真相借助手机拍照、微博传播，都能在第一时间传达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在微博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已经不是以天计，甚至不是以小时计，而是分秒都有信息在传播，这已经是无法阻挡的社会潮流。
在如今的微博时代，谣言和真相在信息中赛跑。如果没有权威的消息及时发布，老百姓伴着谣言过了一天又一天，口口相传、短信相传、电话相传、网络相传，接收的真假混杂、“小道消息”就会迅速传播，因为人人都拥有传播渠道，“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更是惊人。为什么？因为，“小道消息”传播的内容，往往也是民众“关切”的内容。而对付这些“小道消息”，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回应，可是地方政府却好像总是活在传统媒体时代。
微博时代：谣言与真相在时间下赛跑
一般来讲，谣言止于真相，真相源于透明。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公众首先会寻求政府所提供的权威信息，如果政府传播渠道处于沉默状态，那么人们就会转向互联网等媒体，尤其是这一个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摄像头，个个都有麦克风，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引发公众关切，瞬间就会形成舆论场。这个“场”容不得你慢慢研究、迟迟权衡，只有在“速报事实、慎报原因”的迅即应对下，才能第一时间让舆论“安心”。
突发事件中，各色信息往往蜂拥而出，公众在筛选与甄别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权威出处，无从下手，只能遵从“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自保逻辑，将事态想像成更为恶劣、惊悚、不堪的一面。因为恐慌，是人对自身所处环境不确定性或危险性的正常心理反应，真实信息的刻意掩盖和不及时发布，可能维护一种看似安定的局面，但这是一种“无知的镇定”。恐慌是人面对不利信息的正常反应，政府实际上无法控制。
原云南省委新闻发言人伍皓说过，“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为什么要封锁各种消息和各种不同观点？无非是怕人民知道什么事情、或知道某些观点。人民聪明些，这到底有什么可怕呢？其实，若是一个襟怀坦荡的政府，若是一支踏实苦干的干部队伍，他们最不会害怕的，应当就是“事实”了。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