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永不觉醒,论中国国民之悲剧化人格(上)

——在第23届香港书展上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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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7月27日讯】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在现实生活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就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结石婴儿,那些校车事故、动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那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为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监狱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他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个原因,那就是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也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经常来香港,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重点是看那些时事政治观察家对大陆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些预测和分析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居民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今天,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些人格中的第一种我称之为“麻木人格”。民众被剥夺了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点也常认为是政府恩赐的,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很少人会去思考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抢了,就饿着;被人打了,就忍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着;老婆被捉去流产,那就哭着。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打酱油,闭着嘴做俯卧撑,连死都是闭着嘴死,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

我们知道,如果你单独面对的是一个流氓,你惹不起还能躲。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我曾经为麻木者画过一幅画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说:“嘿,该是我的就是我的”,没争过来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说:“早知没什么用,你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说:“活该,让你折腾。”

我讲的第二种人格,可以称之为“事实接受障碍”,因为长期的蒙蔽,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人们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驳。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

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腐败没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馆,有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排着队去瞻仰膜拜他的遗体。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出租车、私家车中,有不少司机会把毛泽东的照片像神像一样挂在车前,祈求他的保佑与庇护。

在两个月之前,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辩论的发起者是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的社长林治波,他认为在中国1959年到1962年的那场大饥荒压根就没发生过。而就是这个恶意的编造,这场辩论持续了大概半个多月,最保守的估计,有几万人参与了这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你可以很惊讶于其中的观点和分歧,有那么多人就认为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小撮坏人别有用心的编造;还有些人会认为饥荒确实发生过,但是是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小的范围之内,绝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有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有人会问,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见报纸和电视报导过,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曾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实行计划生育,另外有一些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有人会实际证明,我的家乡虽然也很贫穷,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还被饿死的。这些质问的固然是很荒谬,但是最荒谬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既然他们没饭吃,为什么还不吃肉。

第三种人格可以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时代,只有两个时代,就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现在的奴隶大多认为自己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为被他们视为天敌。他们往往会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情都必须是跟爱国这两个字发生关系才有意义:他们学习是为了国家,他们工作是为了国家,他们锻练身体是为了国家,他们保护视力也是为了国家,甚至连衣食住行跟性爱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有许多人都随时准备捐躯。

在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或黄岩岛事件的领土争端中,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人会说:“如果要去死的话,我愿意去死”。其实事情还没那么严重,在正常的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斗士是不错的词,但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样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得乖张暴戾,成为所谓的“暴徒人格”。

在这些暴徒看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任何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人,那就是耻辱,相反,如果一个中国男人找了一个外国女人而如果是外国妓女那就是最好,他们就认为这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只一次听这些爱国愤青们描述他们的理想,说“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到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

这些人会公开鼓吹战争,会经常叫囔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会要打你”。甚至有人会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送原子弹,然后运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内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几个字“原子弹炸东京”,看看会出来多少结果,同上述的话语和表现中,你们很容易就听到残忍的意味。

在本质意义上,现在的这群爱国愤青跟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是一个团体,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同样地盲目,也同样地愤怒,有着残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极不稳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倾向都应该被视为危险的事物,但是在中国大陆,政府长期纵容和玩弄他们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有几个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这群人为主体,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如果条件时机成熟,这团火焰足以摧毁一切。

第四种我称之为“委屈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在这里,法律常常形同虚设,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限。几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言行。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其实不仅仅适用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

一家小店的惨淡经营当中,有许多部门和机构都会对它发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税务、消防、治安、卫生防疫,任何一种权利都有可能让它关门,任何一次代办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的驱使之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利益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拚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转移财产,甚至是拚命地挥霍,感觉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谚语,“被大火烧掉的明天”。

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本来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我们在这中国内地坐飞机,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飞机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飞机还没有停稳,立即就有人站起来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开车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其他车辆不顾死活地挤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队,就总是有人走捷径,钻空当,破坏规则。

这种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之间很少会有彼此信任、彻底敞开心怀的情况,通常的情况是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在很多时候都是个神话,更多的情况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甚至是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人格其中有个人素质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性教育,党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属性——人。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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