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1月11日讯】
四．文化问题与文化大革命研究问题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如此的根本，也如此简单，极权的共产党非常敏感地看到这点，但是被共产党洗过脑的仍然自以为是的精英们却看不到这点。看不到这点不仅是党文化的结果，而且也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因此同样的案例、道理，不仅存在在八九民运的产生发展，及对其发展会那个使短视的更广泛的对于共产党的背离。相反地认识上，也存在在很多对中国当代问题的研究上。
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的现状是说明文化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又一个非常明显的，乃至荒谬的案例。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直到九评出现的时候为止，居然鲜有从文化问题，文化基础出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这真的是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一种中国社会最广泛流行存在的观点就是从党派斗争的角度：哪派可能是改革派，哪个人的性格更温和一些，哪个人处理事情更实际一些，如此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的研究当然不会深刻。因为它只是限于政治上，限于那个社会的内部。这样的研究方法至多限于个别事情的发生、发展和走向的研究，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把握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和走向。
如果只是从政治问题上看，重则会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泥沼中，党文化的思想及语境中继续进行党同伐异的斗争，轻者则限于思想的乱丝中不辨经纬与取向。这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思索中，前者如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及其后对这一讨论的评价，严家琪的文革十年史；后者则如美国哈佛大学的麦克法考尔等的著述。
对于前者我想毋须多言了。因为我在上一节谈八九年后的问题中实际上已经谈到，它不过是继续了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共产党的语言和思想方法，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划定的框架中研究文化大革命绝对不可能得到哪怕稍微深刻一点的认识。这就犹如想要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所以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对于文革的研究是中国为何在八九年没有如东欧一样产生彻底的变化，整个八十年代的变化是走向死路的一个典型案例。
对于后者，以麦克法考尔等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与八九年前阿隆、达伦道夫、迈尔等极权主义专家，八九年后共产主义黑皮书，以及九十年代以后关于极权主义及共产党问题的研究相比较，它的区别就在于对文革的研究是只从政治现象看，还是从更根本的思想问题，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同样是政治学者的阿隆和达伦道夫是从更为根本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根本区别上研究共产党社会的政治现象及其根源的。而迈尔等则是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极权主义社会为何会爆发这类政治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根源。所以达伦道夫、迈尔都明确地指出，表面上没有读过圣经，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采取的形式都是和希特勒一样，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的世俗结果。而进一步的历史案例的研究更使人看到，这类文化大革命在苏联二十年代就发生了，而所有这类彻底反传统正是极权主义最本质的特点。这种文化现象在东欧各国，在柬埔寨、北韩、古巴等国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出现过。
不从基本的文化基础出发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就会陷入“毛泽东的所谓理想主义对，还是刘少奇的现实主义对，还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对”，“毛泽东人格更好一些，还是刘少奇、邓小平人格更好一些”，“是否是天灾促进了人祸”，甚至“是否是右派的进攻，与苏共的矛盾激发了共产党的危机感，造成了毛泽东五七年后从此前所谓推进民主、法制中退到集权”等荒谬问题讨论中。
然而，不幸这种研究的方法甚至也是哈佛大学那位麦克法考尔的方法。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与八九年后西方学者对于东欧共产党问题的研究，及二次大战后对于希特勒纳粹研究相比让我们看到，只有从更广泛的政治学领域，从对共产党社会，乃至极权主义问题的大背景上的研究，甚至从东西方的政治的不同来研究，也就是从文化和思想史上研究极权主义为什么都会进行文化大革命，进而再进一步研究在不同性格的人，在不同国家的背景下，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乃至昂耐克、卡斯特罗等人文化革命的思想和形式是如何表现的，才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看到它的本质。
对于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文化大革命的探究居然没有触及文化问题，何其荒谬！这个荒谬对比九评就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没有文化基础的政治探究是表面的，近视的，很多时候甚至是盲目的、自欺欺人的。
五．文化问题与台湾问题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也反映在昨天与今天的台湾与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的关系问题上。
一九四八年，七十二岁的文化人齐如山先生在共产党占领北平前逃离前往台湾。齐如山先生一生不问政治，专心京剧及民俗研究。他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耳濡目染过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情况，共产党在民国期间，抗日战争期间以及周围见过的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但是齐如山先生知道共产党对于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的排斥，及残酷手段。其实最重要的是齐如山深深地了解，人世间没有一种东西能够约束共产党的贯彻自己意志可能采取的残暴手段。所以他毅然只身，冒名混上飞机逃往台湾。
齐如山如很多文化人、知识人一样，是因为文化和思想而背井离乡，逃避共产党的统治的。与齐如山成为鲜明对照的是陈寅恪。他却因为六十岁，目瞽，以及没料到共产党的残暴超出人类的想像力，而没有听从夫人的意见执意留在了大陆。这使他其后十八年如入地狱。
齐如山去台湾，是政治迫使他离开生活的故土，跟随文化的渡海而去。
六十年前的台湾，对于齐如山等很多文化人、知识人来说是作为文化得以喘息、生存，复兴基地而存在的。台湾的这个意义甚至也给了留在大陆的陈寅恪等人文化希望，乃至政治希望。
直到三十年前的台湾还不仅是政治符号，而且有着明确的文化意义，深厚的文化再生的基础。为此，张其昀先生在纪念齐如山先生的文章中说，“民国三十七年，齐先生七十二岁，在那一年十二月共匪围攻北平的时候，他离开了故乡，乘飞机来台。几年以来，他从事于文化的工作，把他忧患极深的心境，剀切地昭示国人。有一次他曾说道：‘中国人向来自信力很大，他们说，元朝蒙古，来了百余年，清朝满洲，来了二百余年，结果都被中华民族给同化了。或者有人在想，苏俄来了，我们也可以同化了他，这种思想是大错的。蒙古、清朝到了中国，并没有会剿灭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仍然能自立翻身；倘苏俄得势，把我们的文化废掉，那是永远不能翻身的了。’”（171页，张其昀，齐如山《五十年来的国剧》，台北，正中书局，1970）
张道藩先生在齐如山书的序言中则说，“希望此书的读者们，不要只以对于国剧增加许多知识和了解为已足，而要更进一步，对于国剧特别重视，尽力倡导扶植，使国剧艺术能在我们光复大陆之后，不但恢复旧观（因为共匪已经在大陆上将国剧胡乱改变得不成东西了），而且更能发扬光大，那就不辜负齐先生作此书的一番苦心，而此书也亦必成为不朽的之著作了。” （6页，张道藩序，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1962，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
然而历史吊诡的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文化问题并没有因为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苏俄极权主义集团的崩溃而消失、改变。相反，由于现代化，全球化的扩延，西方对于极权专制的利用和绥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左和八十年代后物质主义右的严重破坏中国社会，文化崩溃堕落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然而台湾在齐如山时代所具有的那种文化意义，却从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开始的两岸的经济、政治交流中被迅速地销蚀。它典型地表现在两岸的文化交流竟然以经济和政治的模式，以交流者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转移。
与齐如山、张其昀、张道藩上代人的想法背道而驰，作为彻底毁灭传统京剧的样板戏居然堂而皇之地进入台湾，而没有在艺术上，文化上引起任何憎恶。而更为典型的是，最近被德国《焦点》杂志主编称为共产党官员，宣传作家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被如今台湾负责文化的主要官员称其为普世价值的胜利。这个说法让人们看到台湾的文化基础在彻底松散，垮下去，而再不如齐如山时代那样坚实。
经济需要合作交易，政治需要在对抗中利用妥协寻求最大空间，但是文化尽管不是“宣传”，不应该一味强调对抗，需要的却是坚持，需要的是百花齐放的竞争。在文化中营营苟利则是一种背叛和出卖。因为文化是政治最核心的灵魂、最根本的基础。失去文化坚持的台湾就失去了政治灵魂，没了政治灵魂的台湾就一定会在交流中走失。认贼作父、引鸩止渴、为虎作伥，最终一定会导致齐如山的第二次出逃。在这一点上，从文化出发的九评实在是应该给台湾敲响警钟。
政治威胁著文化，文化是政治最有效的保障，人们必须重新认真思索这个文化与政治的问题。
六．结语
在文化与政治问题上，九评与上述三个案例描述情况的对比，从方法论上让我们看到，从文化问题出发对于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乃至历史问题作出分析和总结能够使人更深刻地理解、把握一个政治和社会现象。
从社会和历史的层面上，九评从文化问题出发所做的分析和结论，对于党文化的解析，则让我们看到它已经超越了探究问题的认识领域，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如我们对于台湾问题的描述中所示，九评不仅超越了大陆现实，填充了最近三十年来台湾在文化上出现的空白，而且对于时下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的发展走向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九评的出现在大陆民众所造成的影响使得共产党不敢轻易进攻台湾，有效地保障了台湾的安全。从文化问题出发对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影响，这又是一个经验案例。
这三个案例还同时让我们看到，自从一九四九年后进行这种努力和探究的人就越来越少，到七十年代末期在大陆几乎绝迹。所以二零零四年出现的九评真可说是黑暗的荒原上重新燃起的野火。
然而，仔细思索我们却又可以看到，这个野火带来的绝对不是意识形态、政治符号，而是踏踏实实的文化努力。八年来人们都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在文化问题上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追求，看到应接不暇的文化内容。所以，“文化”是九评的核心，而绝非政治，这恰恰是九评最深刻的地方。
2012-12-26 德国•埃森再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