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妮、萧勤报导）在最近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期间，来自德国的学者、“中国自由文化奖”评委会负责人仲维光在接受采访及回答听众提问时指出，之所以在现在发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痛感文革结束三十年后，文化却更加堕落腐败；而法轮功学员在《九评共产党》中所提出的“党文化”概念，以及几年来在反迫害中所做的努力，已经创作了一种条件，使知识界可以从文化和精神层面发起一场平行于法轮功学员的自由文化运动，希望能对文化的堕落和腐败起“亡羊补牢”的作用，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为未来的中国社会做出贡献。
仲维光在向大会提交的五万余字的论文《自由文化运动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中，明确地提出，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是极权社会，而不像有的知识份子所提出的那样，是“威权社会”或“后极权社会”。只不过今天的极权主义已从教条的极权发展为“充满机会主义的、无信仰的、实用主义的极权主义”；中国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极权主义文化的标准模式。
| 仲维光接受大纪元专访（大纪元记者曾妮摄影） |
以下是仲维光采访及回答问题要点：
自由文化运动：知识份子发动的对党文化的对抗
仲维光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由知识份子发动的对党文化的对抗的标志性的开始。
文革结束后，中国人发现，文革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人们开始反思文革，我们经历过“伤痕文学”，经历过八十年代北京的所谓各种丛书的出版，经历过《河殇》以及九十年代和最近几年的一系列的知识性的活动。但是，到了今天，人们突然发现，文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堕落，更加腐败，而且文化所遭受的摧残更加严重。
这个问题就使我们看到，就像捷克总统哈维尔所说的，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极权制度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缔造者。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文化的堕落，不仅是几个领导人的问题，中国的知识份子是否也参与了这三十年的文化堕落过程？
反思这个问题，就应该使我们中国知识份子走向一个文化的新起点。
为何在今天发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仲维光说，我常常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民运89年在那么好的形势下，全世界的人支持，全世界都给钱，在那么好的形势下经过了5年走到了一个低谷，然后几乎瓦解。然而法轮功学员从99年开始，当时那么困难，几乎没有人理解他们，经过了5年呢，他们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就是斩不断、灭不了他们。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89年的所谓民运，你去观察一下，那些参与者尽管有好的冲动，但是他们很多人根本上是党文化，还是在共产党的文化的氛围里头，而99年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追求一种新的生活，追求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中国的文化问题，早就应该由我们中国知识份子提出来。但是我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感到惭愧。虽然过去30年，我们作为个体，有这个人，那个人，有黄翔，徐文立，有袁红冰等等，都作过不同追求，但是这种对于自由文化，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一直是作为个体存在的。
这种新的追求，变成一种社会的运动，向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是在两年前，法轮功学员写的《九评共产党》，这九篇文章出来以后，然后最近又推出《解体党文化》系列，法轮功学员提出一个党文化问题。作为知识份子来说，追求自由，我们面临的死敌就是党文化。
《九评》出来以后，我很惊奇，因为《九评》第一次公开提出党文化问题，当时我自己就感到惭愧，这个党文化应该是由我们这些毕生对于党文化进行反省的知识份子提出的。
我们今天重新组合在一起，有很多偶然的机会，这个偶然的机会呢，比如说恰巧遇到袁红冰先生从国内逃出来了，恰巧碰到他这个人有能力，有这个魄力来组织，那我们这些早就渴望这些的人，早就有这个心，那么一拍即和，所以我们今天汇集在这里，既是必然也是偶然。但是呢，一旦我们汇集在一起，就成了一条江河，那么在往下流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是一条内陆河，而是越流越浩瀚。
当然现在已经有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法轮功学员所给我们创造的空气，《九评》推出以来所给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带来的空气。我知道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我们要构建新的知识框架，新的知识框架决不是过去共产党的唯物主义这种框架，而是我们继承中国传统的，兼容西方传统的这样一种结合。我们推崇一种新的科学，那是新的科学精神，和共产党的何祚庥之类的伪科学、教条科学、专断的科学是截然不一样的。
许多“第一”走到一起
仲维光表示，这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年会的与会者非常有代表性，有很多“第一”，就是曾经参与过“第一”的人，比如说，第一份民刊创办者黄翔，第一个民间政党参与者徐文立，独立中文笔会的创办者贝岭，以及其他一些在各自的领域里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探索的人。这些人今天走到一起来，绝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这些人的独创精神，和无畏精神，才使得他们今天能够，在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控制下，不畏流言蜚语，不畏其它的困难，走到一起来，重新开创自由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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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于法轮功学员的另一场运动
仲维光认为，这次自由文化大会，实际上是在法轮功学员提出反对党文化这样一个新的提法以后，平行于法轮功学员的另外一场新的运动的开始。
现在在中国社会有两个抵制党文化的运动出现，一个是民间百姓由于自己的信仰和自己对生活的信念而提出的对党文化的抵制；另一个就是由知识份子现在提出的，从知识框架上，从文化、精神、道德上，对抗党文化的自由文化运动。
这次的自由文化大会象征着一个起步，刚刚是一个开始，我希望在今后的几年，这两个层面的民间的对党文化的抵制能够平行发展，并且汇集到一起，在知识领域，道德领域逐渐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来，这样我们在一起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从而能够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认为这两个东西将是中国在变化后的动荡中的一种极强的稳定因素，将会使得中国在重新走向新的起点的时候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自由文化运动和法轮功学员们一样，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政治，而是从根本上，从中国人的知识上、道德上来寻求一个新的东西，新的框架，来重新走回中国传统，重新和世界接轨，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之路。所以我相信，自由文化运动从现在开始会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发展。
法轮功是否会搞政教合一
对于是否担心法轮功日后会走向政教合一的问题，仲维光说，我并不忧虑。从我对法轮功的接触和理解中，我认为法轮功学员大部分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问题，信仰问题，他们成了一种新的信仰，追求一种新的生活，他们所关心的实际上是超越于政治的。
这个超越于政治，在今天看来，好像很难理解，有人会说，他们不是很介入政治吗？
但是回顾过去几年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介入政治，是被动的，是被拖进去的，在最开始的时候，99年的时候，他们只是为了诉说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遭到的却是镇压。遭到镇压以后，他们反对的是江泽民，然后呢，过了几年了，共产党还是更进一步镇压，才使得这些法轮功学员进一步看清中国的问题是一种制度性的问题，是社会性问题，是不能容忍另一种生活方式，是排他性的问题。
法轮功学员所追求的目标不在于尘世中。法轮功他们所关心的，绝对不止是中国的政治问题。法轮功对于中国社会和人类的贡献，也绝对不止是在政治上和这种层面上。
相反的，他们是在作为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在这种空间上，我认为他们会对整个社会、全世界、对人类的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看到，作为西方社会来说，也存在很多问题，西方社会的人放纵自己，酗酒，还有一些其它不好的现象。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也不是能解决一切的。从我在德国生活的经验来看，它有很多弊病，你无法解决。
法轮功学员的自修，“真、善、忍”，这样的一个思想，它能补充、修正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很多问题，甚至能够补充、修正西方民主制度中的许多问题。例如，只靠两党政治互相之间监督、竞争的办法，它依然不能解决很多问题。法轮功带来的这种真善忍和自修，或许能够使西方政治家约束自己，或产生更多的东西来修补政治制度中的另外一面的弊病。
所以，对法轮功是否是参与政治的问题，我基本不担心。
当然，作为法轮功学员，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或者里面有个别的人有可能对政治也有自己的看法，甚至野心，但作为一个群体，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不必去假设。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再采取相应的对策，和相应的监督。
新的文化框架的基础
仲维光说，要去除党文化、建立自由文化，首先要排除共产党的专制，建立信仰自由，让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生活。
第二个，我觉得人们应该从自己的知识框架上来反省自己，从中国的传统和现在世界的知识结构中，重新来检测自己这把尺子，我觉得这也是启蒙以来，带给我们的宝藏。就是说，你来看，你所用的方法，在检视世界的时候，你的方法是什么？这个方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以后的讨论，和对新知识的追求就不再是教条的、专断的东西，而是一个活的。我觉得这种对于新的知识的追求，对于以后建立新的文化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在我来说，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要抛弃唯物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物质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教条、专断和堕落。
物质主义带来的堕落，大家都已经领受到了。
也就是说，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信仰自由，一个是反省我们的知识框架，重新再引入，或者是反省中国传统的知识文化，这样的两个方面入手，才能建立新的文化。
今天法轮功学员所进行的，正是从这两方面入手的。他们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在选择自己信仰的基础上，他们选择了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 我们知识份子在做的时候呢，可能在第二个方面，会更加多元化，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世界的可能，和认识世界的方向。
近期目标
仲维光说，自由文化运动的近期目标，就是在明年设立学术奖和行动奖。明年要评出这些奖项的获奖人。
第二个近期目标，就是准备出版一套自由文化运动丛书。我个人会投入这两项活动中。
第三个近期目标，就是关注中国人民的苦难。编纂中国的苦难历史。这第三个活动意义很大，它能使中国知识份子不脱离大地，能够同中国的民众，同中国的现实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次自由文化活动，通过明年的努力将大大拓宽它的道路。
我自己希望，在自由文化运动已经成为一种运动以后，我自己能够在理论上做出更多的工作来，做出更多的成绩来，以推动自由文化运动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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