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1月07日讯】 一．政治与文化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九评的发表，纪念九评八周年第一个让我的思索的题目是信仰与科学。对信仰问题的具体探究则让人们看到，信仰改变必然导致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因此也可以说必然导致另外一种文化。为此，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第二个让我思索的题目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从一九九九年法轮功学员由于信仰受到公开的残酷的迫害以来，他们的存在就同时受到专制者们的诽谤污蔑。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信仰是“搞政治”，他们被迫讲真相，维护自己的信仰是“搞政治”，他们开始明确拒绝专制是“搞政治”，最后他们总结出了九评，开始推动退党，解体中共当然就更是“搞政治”了。“搞政治”为此成为了一个极权统治者抹黑攻击法轮功学员团体的重要工具。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与此同时很多人居然被共产党的这套言论迷惑，甚至沿用了共产党说法，指责法轮功的“搞政治”。而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忘记或说忽视了更必须谴责和制裁的是那些唯政治、唯权力为上，运用政治暴力对法轮功进行最残酷的共产党。当然，他们同时也没有思索，过问政治是每个人当然有的权利，对法轮功学员也不例外，而单纯的“搞政治”，能够让一个信仰群体做出这么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做出那么多根本性的推动历史变化的贡献吗？
在法轮功出现以前，在《大纪元》创刊以前，那么多过问政治的人和团体，那么多专门“搞政治”的人，都没有受到过这类的指责和抹黑，也没有做出过如此彻底的对于共产党问题，中国近代社会及历史问题的反思和总结。这就让我们对“搞政治”问题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为什么那些一直热衷政治的人没有受到共产党的抹黑，也没有如九评，法轮功学员们那样系统地去认识中共，所以显然单纯一个对“政治”的态度和关注是不可能产生九评的。
那么九评为什么会如此深刻和彻底？这其实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思索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思索首先让我看到信仰问题，其次它让我看到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深刻联系。
二．文化与政治
政治与文化在共产党社会的关系不是常态社会，一般社会中的那种关系。极权的共产党毫不掩饰地公开声称在共产党社会一切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艺术为政治服务，文化为政治服务。在共产党社会文化没有任何可能存在的独立空间。共产党利用完全意识形态化控制，或者力图控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一元化是这个社会的典型特点。它决定了一元的共产党专制一定会对任何不同信仰的团体和人采取最残酷的毁灭性的镇压迫害措施。而正是这种特点，文化与政治的在极权主义社会的这种特殊的排他的关系，导致了法轮功的学员们追求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一定不被共产党统治者所容忍。他们代表的以后一定是一种与共产党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法轮功学员们由于信仰所经历的遭遇在共产党社会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相反，从一九四九年之后，甚至从共产党一诞生起他们就在所控制的范围内对异质的人，不同思想的人和派别如此残暴。
共产党的历史暴行是无法隐瞒的。一九四九年他们攫取政权后，对国民党人，对各类非无产阶的群体派别无不是采取最残酷的迫害消灭政策。他们为此直接杀害了上千万人。
在这方面共产党最缓和的做法也不过是对那些心甘情愿地接受宫刑的人，在阉割后安排以花瓶的位置，然而花瓶的位置却并不是供奉你摆设你，依然是时刻监视你是否真的没有了生育能力、生命能力，是否人前人后都如太监一样地为党服务。
到九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在中国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如深耕一样已经把中国大地翻了几翻，翦除了几代人的生育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九七六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所谓松动允许人们否定性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居然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没有人出来彻底审查共产党，反而是拥护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挽救共产党。
整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九年，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新方向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仍然沿着文化大革命的反传统的道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道路徘徊，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和文化气氛，实际上和冷战后东欧民众和知识份子那种对于共产党从政治上，、信仰和文化上那种对抗性成了鲜明的对照。
八十年代本来是反省、变化的最好的时间，然而却不幸被那些“伤痕文学”的哀怨依恋，“走向未来”的无知傲慢，“河殇”们的混乱荒诞继续浪费了半代人的生命。
当然，也或许正是在这种文化的荆棘中，最深层的传统精神得到了喘息，生聚的时间和空间。没有那些鼓噪他们也不可能得到静静地复苏的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经历了一九八九年中国历史上最公开的杀屠民众的血腥后，一九九二年，法轮功在中国大地出现。这是被政治彻底摧残后的传统文化的触底反弹，是文化对于政治的历史性的回答。
法轮功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共产党来说是无声的惊雷，它显示出的是生命力，生育力，是春风居然吹又生的中国传统精神，伦理道德。它显示的当然是对于共产党完全意识形态化，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背离和拒绝。它的出现和一九七六年以后在共产党社会空间出现的各种以拥护共产党为前提，使用共产党给的思维和语言的青年才俊、意识形态分子们截然不同。
文化与政治的这种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关系，嗜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
三．文化问题与对八九年中国变化的思索
文化问题是根本的问题。一个彻底的反省和否定一定伴随着对文化问题的探究，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一九八九年，及其后由此产生的中国异议运动的发展的结果向我们展示了这点。对于这个案例的比较思索也让我们看到，建立在文化思想基础上的九评的深刻性。
一九九二年法轮功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的时候。然而也是文化最荒芜的时期。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共产党用枪炮坦克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前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学生。说它是史无前例毫不为过，说它是没人性毫不夸张。因为一个能够说出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个二十年的人，和当年那个不怕打原子战争死几亿人，我们坑儒一坑就是几十万的毛泽东一样当然都是人间的“魔鬼”。
然而，一九八九年的大屠杀却居然“再次”没有带来对这个社会及其文化的彻底唾弃与反省。
一九八九年后，全世界一起制裁一个国家，任是魔鬼也害怕。尤其是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整体的魔鬼集团从世界消失就更酿成了一个大好的政治局势。尽管从事政治的人风光无限，在那时甚至有人嘲笑知识份子的理念当先是在政治上不负责任，声称他们是搞政治的，高于知识份子，知道进退得失。但是，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政治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深刻的认识和变化，并没有带来《九评》这样的深刻的文章，更广泛的对于共产党的背离。相反带来异议人士短视：对于钱财的挥霍，盲目的自大乐观，内部无休止、不择手段的互斗。
一九八九年激发的民主运动，由于缺乏文化基础，没有进一步文化的追求，因此这个源于八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潮流的异议运动每况愈下——由于没有预料到的政治事件而激发的异议运动如一条内流河迅速地消失在沙漠中，荒山中，繁华中。到一九九五年，海外异议运动几乎奄奄一息。
回顾一九八九年及其后几年中国大陆及海外异议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1.异议人士如果在文化上不是异议的，或者说在文化上表现不出异议来，那么这个异议人士是没有根基的，随时可能重新回到极权主义的怀抱。
2.以文化问题为基础分析政治和社会问题，分析共产党问题，法轮功学员们和八九年前后出现的某些所谓异议人士最根本的不同，他们不是“搞政治”，所以他们能够源远流长，不被政治所左右。
3.九评中提出的党文化问题的影响：八九年后异议运动的走向让我们从另一侧面看到这个党文化的问题。它不仅深刻地涉及到共产党社会的一般特点，涉及到共产党的政治本质。也就是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为前提，为基础，而且涉及到共产党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伦理观。
为此，八九年后的历史让我们也进一步看到，伴随一九八九年产生的那个“运动”由于没有文化上的背离和反叛，留下来的效果是有限的。而他们之中有些人，直到二零零六年还看不到九二年突然产生发展的法轮功的精神根源，以及他的意义也是有深刻根源的。
所以，没有文化根基的政治是苍白的，混乱的，没有生命力的，甚至是可疑的、荒谬的。文化与政治，文化永远是基础，是根本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