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6月11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三章 因妒生恶的世纪迫害（上）
第五节 开足了的国家机器——文革再现
宣传机器
宣传是中共特有的政治迫害的主要工具。每一次政治运动开始都是“舆论先行”，迫害法轮功也不例外。至少在开始迫害的时候，新设立的指挥系统，从“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到“中央610办公室”，都有一个副手是宣传系统的干部，利用全国所有的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和农村的广播进行铺天盖地的针对法轮功的宣传攻势。以中央电视台的热门节目《焦点访谈》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21日到2005年为止的6年半中，共播出102集反法轮功的节目。其中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几乎占那个时间段所有《焦点访谈》节目的四分之三。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初建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李东生就是央视的副台长。
分析这102集节目的时间分布很能说明问题。在狂轰滥炸的前42天过去后，焦点访谈的反法轮功节目急速减少，从9月到12月分别是1，2，4，2集。这样的频率维持了2000年一整年，那一年共有5个反法轮功节目。这并不是说中共立刻就放弃了其宣传机器，而是根据中共历来政治迫害的经验，从来就没有一个群体或个人，哪怕是国家主席，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挺着不倒的。中共宣传机器在40天时间内用完了准备好的几乎全部弹药，而完全没有想到有人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不倒。中共积累几十年的整人经验第一次不灵了，确实一时不知所措。
到了2001年，中共通过策划天安门广场自焚案，重新组织力量，高压宣传卷土重来。那一年的反法轮功节目是37集，略多于1999年70集的一半。这个数字快速的下降到第二年，2002年的16集，2003年的4集和2005年的1集。在这以后，中共为了减少国际上的批评和防止在国内由于被认作镇压无效而将迫害从公开转入地下，基本停止了在主要喉舌媒体报导与国内法轮功有关的内容。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作为大批判武器的宣传工具第一次失灵。
迫害一开始，那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马上让人们感到是文革再现。其实，从宣传的力度和广度上看，远远超过文革。文革时媒体很落后，主要是报纸和广播，而且由于交通不便，许多地方读到的报纸已经是几天以前的了。到了１９９９年，中国的电视机普及率几乎高达９０％，深情并茂的多媒体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的得力工具，这是文革根本就不可想像的。互联网更是成为传递信息的无远弗届的平台。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没有江泽民操控如此广泛的媒体系统，中共的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覆盖全球，江泽民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可以在几乎同步的时间里传遍全世界。
在一个言论封闭的环境中，重复的谎言的却能蒙蔽民众，“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正是中共采用的宣传手段。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
“四二五”事件真相
很多人认为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因为“四二五”事件。其实，“四二五”事件是法轮功学员阻止蠢蠢欲动的迫害的最后一次大的努力。不能说因为阻止不成功，就成为了镇压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四二五”万人大上访的来龙去脉，是因为从１９９４年起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一些人就不断地制造事端，骚扰法轮功学员，发展到１９９９年４月在天津抓了４０多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法轮功学员去集体上访，通过与政府沟通，说明真相，希望政府能明确表个态，制止职能部门一些人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诽谤，也希望阻止可能发生的全面镇压。
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四二五”上访事件被中共拿来大做文章。先是称“非法聚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展开后，升级为“围攻”，还说法轮功组织严密如何如何。因为中共舆论控制很严厉，从1994年以来走过的那些风风雨雨，法轮功遭受的那些骚扰，包括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等，并没有在媒体上有多少曝光，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突然听到法轮功万人去上访，难免觉得突然。
“上访”是中共在文革之后开辟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群众向上级反映民情的渠道，1995年《国务院信访条例》详细规定了有关条款，既不需要申请许可证，也没有人数限制。“四二五”上访中，法轮功学员没有横幅、标语，也未呼喊口号，甚至大多数人都是站着的（谈不上“静坐”），站在人行道上，没有堵塞交通。总理朱镕基和国家信访局负责人出面接待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信访局的负责人代表政府在媒体上接受采访，说明政府态度。所以，这次事件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的上访制度的一个案例而已，根本就没有“非法”之说，更不是什么“围攻”。相比其他上访，人数更多一些，这只能说明受影响的群众面更大，国家更应该重视。
按照中国气功协会的普通模式，法轮功建立了辅导站和炼功点，这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组织，愿意学就到炼功点来炼功，不愿意就走人，没有花名册。法轮功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人传人，心传心，一个人炼功后，他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同学、同事等有社会联系的人，都有可能走进法轮功修炼，所以炼功者之间本身就有种种联系。那时候互联网虽然还没有流行，不过电话已经很普及了。法轮功学员主要就是依靠炼功点大家见面的时候对此事的议论，加上熟悉的功友之间的电话联络，把天津警察抓学员的事情告诉了更多的人。
外界传言法轮功有很严密的组织，一两天就组织起来了一万多人。从当时法轮功的修炼人数高达上亿之多来看，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也不少，当天才去了一万多人，从比例上说并不高。如果法轮功真的要去动员组织的话，去的人数那可能就远远超过一万多人了。
学员要天津警察放人的时候，就被告知他们做不了主，要学员去北京，这才引发的去北京上访。中共政府部门不可能事先不知情。从事后CCTV播出的画面看，当时公安部的罗干等对法轮功学员进京之事显然了若指掌，包括从何处开车进京，在何车站下车，经什么路口才能向中南海聚集，并事先安排了摄像机对参与者进行扫描。所以，公安部门早就知情，根本也不存在法轮功“突然”出现的情况。事实上，在中共严厉统治的社会里，对群众聚集非常敏感，不要说上万人的公开行动当局不可能不知情，就是几十人秘密的行动都难以逃脱中共严密的监控。
江泽民、罗干等一伙人想整治法轮功，这伙人又握有实权，就算没有“四二五”，江泽民、罗干等人仍然会继续搞事，为镇压制造借口，可以说，没有“四二五”，照样有“五二五”，“六二五”。
法轮功学员并不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体，大多数都经历过文革，就算年轻的也见过“六四”，从暴政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很清楚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后果。那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还敢大规模的去北京上访呢？对于很多外人来讲，的确是个大大的疑问。
在法轮功看来，答案却很简单。修炼“真善忍”，做个好人，政府还能不允许？看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干扰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环境，学员们就想，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咱们得跟政府有关部门说说去。虽然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如何，但是，修炼“真善忍”在客观上对国家对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谁都知道所谓的“稳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共产党不是总在搞什么学习好榜样，搞所谓的“精神文明”嘛，希望社会道德提升。过去政府号召人们学雷锋，大家还不乐意，好人好事也就一阵儿风，走走形式，很难从内心去真正改变一个人。现在法轮功学员们自觉要做好人，修炼“真善忍”，在哪个社会这也没有错啊，政府还求之不得呢。正是出于这种心底无私的善意，学员们才坦荡地走出去上访。
应该这么说，是被一意孤行想要迫害法轮功的人，把这次阻止迫害发生的努力，故意当作了一个迫害的借口。
所谓“1400例”
中共的运动一定要以舆论攻势来开始，就像当年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舆论就把刘说是叛徒、内奸和工贼。同样，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也是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其中，江泽民集团抛出了一个所谓炼功害死了“1400例”的谎言，将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强行栽赃到法轮功头上，让人们看到谎言之后，对法轮功产生恐惧、反感、仇恨等心理反应，从而默许或认同中共的暴力迫害。
这1400例是怎么来的呢？中共禁止任何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也不给法轮功任何一个辩护和澄清的机会。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有很多知情人提供了一些案例的背景，许多原本就是精神病患者，有的是患有严重病情的人，有的可能接触过法轮功，有的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法轮功，都被用来栽赃到法轮功身上。
明慧网2011年10月7日在一篇报导讲述了几个被收入“1400例”的案例。
１、山东“铁掀打死父母”案真相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母用铁掀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彦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彦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可是这个案例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中栽赃到法轮功头上。
２、马建民剖腹自杀，原系精神病患者
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他是一个气功爱好者，前后练了十几种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什么他就练什么，也跟风练过法轮功。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肠子外流，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讨好公安部，为捞取政治资本，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
３、黑龙江农妇李淑贤病重：医院院长承诺免费治疗
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炼法轮功炼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时隔不久就死亡了。李淑贤被列入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中，被中央台多次播放。
４、让数字说话
江泽民集团用来镇压法轮功的另一个借口是所谓法轮功不让人看病。中央电视台断章取义的引用李洪志先生在大连讲课中的片断作为证据。可是，李洪志先生讲的是在修炼过程中不要用气功给别人看病，以免伤害炼功人的身体，中央台删去上下文，把他歪曲成不让人去医院看病。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法轮功有成员230万(这个数位显然是大大缩小的，姑且不论)，在７年间死了1400人(真假暂且不论)，平均每年200人，死亡率是每年不到万分之一(0.01%)，远低于0.65%的中国大陆的平均死亡率。法轮功学员中很多都是过去有病的，退休的，年纪大的，这本是一个自然死亡率应该高于平均水平的群体，中共的这种宣传恰恰反映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
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级官员的。许多地方不法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不择一切手段编造假新闻栽赃法轮功，公安人员逼迫犯罪份子，承诺减免刑罚；医院收买危重、绝症病人，承诺减免医药费。有些人就在这种威逼利诱下谎称自己是炼法轮功的，配合电视台、报社记者演戏；有的人不愿违背良知说谎便遭到毒打折磨，最后还是被迫屈从于不法人员的淫威。
文革过去３０年了，但是中共整人的手法依然如故。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中，依靠严厉的媒体控制，一言堂的造谣诽谤，对法轮功学员的身心造成了难以置信的伤害。在造谣的同时，就是大量收缴和烧毁法轮功原著，让人们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都说了什么。据中共喉舌新华社称，在迫害开始的１０天内，到７月３０日，中共就收缴了超过１００万册的法轮功书籍和资料，加以焚烧和销毁。【11】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三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责任编辑：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