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4月12日讯】近日，中国各地接二连三的曝出了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仅4月上旬短短10天，就发生了四起类似的事件。4月1日，湖南长沙就业服务局局长彭学之跳楼身亡；4月4号，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立功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在宾馆自杀身亡；4月8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在办公室自杀身亡；紧接着第二天4月9日，浙江奉化又传来了街道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何高波非正常死亡的消息。
在这些事件中，媒体一如既往的遵循着重大案件均被“统一口径”的报导原则，比如在新闻中并不公开现场勘查的诸多死亡细节，只草草在结束时断言“被定为自杀，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比如在试图探寻官员为何一时想不开的前因后果时，媒体总能将此前发生的某件引起民怨众怒的事件与官员自杀建立连接，并且能将最终的原因指向因畏罪而无法承受的心理压力。尽管从表面看来一切似乎都有理有据，然而我们却不经意的发现，这些不同官员的“自杀”案件其实都存在着相同的内因和根源。
一项来自《中国青年报》的统计调查显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中国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布被认定为“自杀死亡”的就有23人，占总数的42.6%。事实上，早在2009年底，就曝出了一个月之内，连续有五位官员自杀的消息。由此可见，无论这类“自杀”是否取决于官员主动而为的决绝选择，他们最终所酿造的非正常死亡的结局都绝非只是暂时的偶然，或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而是矛盾激发、无法转圜的局势下所促成的某种必然。
我们且从官员是真正出于内心绝望而选择自杀说起。官员抱着必死之心，在很多人看来是难以想像的。尤其在今日中国特权当道的“官本位”社会中，拥有着享用不尽的权力与财富的官员又怎会想到以自裁的方式来结束这种令欲望得以无限满足的权贵生活呢？众多专家在分析时称，官员的自杀来自于心理上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源于繁杂的工作以及身兼重负的职责。若说这样的官员身处在多党监督以及舆论自由的民主制国家，如此分析无可厚非，他们须对民众负责的工作本身，或许能使他们因担心来自外界的非议与不满而产生无法排解的压力。
然而，在中国，一党独裁的政体直接决定了所谓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而“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官场规则更是促使官员无需在意民众的所思所想，无需理会舆论的褒奖与批评；自然，对民负责的压力，中共官员是无法拥有的，至少主动形成的职责压力是不可能产生的。若一定要说“自杀缘起于压力”，那么中国官场芸芸众官的压力恐怕就只能来自于上级对自身命运以及生杀大权的牢牢在握了。也就是说，官员的仕途如何，甚至是生死都完全决定于上级的安排。
尽管各路官员都在打着“中共”的这面大旗为垄断资源、独享权力而摇旗呐喊，然而，各自为政的局势以及自私自利的本性又令“斗争”二字始终贯穿着利益分割的整台大戏。有斗争就会有牺牲，有幕后黑手就会有替罪羔羊，一旦在利益的瓜分中未能占领高地，定然就会有人被沦为某轮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一旦自身的贪腐黑幕被对手抢先获得，以此来作为打击对方的名目，那么众目睽睽之下，也定然会有人来背上黑锅，承担一切罪名。这其中，那些行事风格上稍有一丝心慈手软，或思想中还抱着对同流合污的憎恶，以及人性深处的良知不时的发挥着效力，甚至只因脑子里的肮脏内幕储存太多的官场中人，都会毫无例外的被上级定性为“牺牲品”和“替罪羔羊”。
显然，这两类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官员是必须以死谢罪、以平众怒的。如果说，“死”是上级为他们所做的最终必然选择，那么力量不足以抗衡的他们是根本无法反抗的。因为反抗之后，结局或许更加悲惨，不但无法改变死亡的宿命，而且很有可能遭到更多的痛楚与折磨，甚至连亲人都有可能受到连坐，难逃厄运。因此，服从于上级，以自杀了断便是这些被打上标签的中共官员的无奈选择。只要廓清了这层关系，我们就不难发现，即便是死亡现场的所有证据都指向“自杀”，也无法证实那些官员的死亡是已然抛开了求生的本能，放弃了从善的机会，只求为死而死的主动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官员的“自杀”与“被自杀”其实并无实质的差别。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官员在紧随上级做尽坏事后，才突然发现自己跟错了方向，并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由此产生的绝望让他们只能选择不归之路。
毫无疑问，这些“自杀”的官员大多符合老百姓所言的“自食恶果”或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之理，亦彰显了天理昭昭，然而我们除了明晰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更应看清他们的“恶”与“不义”都与这个体制密切相关，他们非正常死亡的悲惨结局很可能离不开上级的决定、操控以及“丢车保帅”的自私选择。他们的悲剧无不在向我们昭示，独裁的体制、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腐败才是酿造一切恶果与悲剧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