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罪恶黑幕揭开一角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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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4月28日讯】香港凤凰卫视2月12日播出一段8分钟的视频,题目是:河南项城一农妇手术后,右肾“不翼而飞”。

内容是,河南项城农妇徐秀英,2006年在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做直肠手术,手术后腰背疼痛,排尿异常。由于身体状况日趋恶化,徐秀英在08年去医院做B超检查,发现只有一个左肾,右肾不翼而飞。医生说,有的人天生就只有一个肾。于是徐秀英就没有太在意。3年后徐秀英听街谈巷议,说起医院盗取器官买卖器官的事,于是下决心查出自己失去右肾的真相。

徐秀英找到项城第一人民医院,发现在当年医生手写的体检报告上,清楚地写明她有两个肾,左肾有点问题,右肾正常。2011年,徐秀英将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告到法院,案由是“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而后,徐秀英了解到:“这不是简单的民事案件,是刑事案件,还应有司法鉴定。”2013年6月,上海有关机构给出司法鉴定。鉴定报告显示:“项城第一人民医院为徐秀英实施直肠癌根治术中存在行右肾切除术的可能性,但难度较大。”

一位医学专家表示:徐秀英的直肠手术,有3个疑点:一是手术刀口过长,一般的直肠手术,刀口在肚脐下面,比较短,而徐秀英的刀口过长,一直到肚脐上面;二是手术时间过长,一般的直肠手术只需要一两个小时,而徐秀英的手术用了6个小时;三是术前化验血时间过长。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刘荣领接受采访时称:“现在公安局已经按伤害罪立案了,调查清楚了,坚决进行处理。”然而项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董洁(音)却否认已立案,说还处在前期准备工作中。

这件事在国内的一些媒体,例如河南的大河报和腾讯网也有报导。只是香港凤凰卫视的报导最新最详细。略加搜索可以发现,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起。

从活人身上摘取肾脏这一手术,绝不是一般的江湖郎中可以操作,非得一定规格的医院和具有相当技术的医生才能进行。另外,器官脱离人体后,最多只有几十小时的存活期。从一个人身上摘取某一器官,必须在两三天内就给另一个人做器官移植手术。这就是说,徐秀英的右肾“不翼而飞”,绝不只是个别黑心医生的问题。在这桩罪恶的背后必定有一个罪恶的关系网。

看到这些报导,实在令人毛骨悚然。过去十几年来,法轮功一直在揭露中国政府实行活体摘除器官的暴行。由于这种事太黑暗、太恐怖,通常人们都不敢相信。可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证明,这种事完全有可能是真的。

3月15日,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取消死囚器官移植,实际上就间接证实了法轮功关于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国内不少网络都转载了这段采访的文字版。

黄洁夫的讲话,很多语句不完整,意思看上去有些含混。黄洁夫说,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接受考验的一年,正是在大老虎周永康落马的情况下,所以才有现在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这句话很容易让那些粗心的读者误以为黄洁夫只是在讲死囚器官移植的问题,其实不然。接下来,黄洁夫讲到了更严重的问题。

黄洁夫揭露,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中国的死囚器官移植不透明,是一笔糊涂账,成了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禁区。黄洁夫说,器官怎么来的不知道。这就暗示我们,器官很可能并非都是来自死囚,也许有些器官是来自其他的人。黄洁夫又说,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术也是秘密。这就暗示我们,很可能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很大,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远远超过每年实际执行死刑者的数量。这就是说,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术的器官,不是来自死囚,而是来自别的大活人。

这里有三个大问题。一是关于死囚器官移植本身的问题,二是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幌子下对活体进行器官摘除的问题,三是这种事和周永康的关系,和当前打大老虎的反腐败运动的关系,和上层权力斗争的关系问题。

记得在七九年“民主墙”运动期间,北大校园贴出一篇名为《火》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上海的曹冠龙。故事的内容是,某高干患有严重的眼病,想做器官移植手术,换一双年青健康的好眼。于是,公安局就把一个打成“反革命”的小伙子处以死刑。最残酷的是,为了确保被移植的眼睛鲜活,执刑者和医生一道,竟先动手挖出小伙子的双眼,然后再把“犯人”枪毙。后来我见到作者曹冠龙,当面向他求证。他告诉我确有其事,只是小说做了艺术加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死囚器官移植之事。

1978年4月30日,江西女教师钟海源因声援此前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枪决的李九莲女士,也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死刑。在刑场上,行刑者只在钟海源后背上打了一枪,随即将她带走,开刀剖腹,取出肾脏,然后移植到一个患者身上。和我同名同姓的江西作家胡平,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发表在1989年北京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第3期上。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第一次披露死囚器官移植。

关于摘取死囚器官,也就是说,在未经死囚事先同意或死囚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摘取死囚器官以用于他人做器官移植手术,这在中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此事在西方媒体曝光后,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指出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行为,明显地违反了国际上关于尊重和保护犯人尊严和身体不受侵犯的规定”。医学界人士则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医学界最基本的伦理标准。

然而在中国,却有不少人为死囚器官移植这种做法辩护。广州中山大学的两位器官移植医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死刑犯死了,他们的器官与身体一起火化掉,不是浪费了吗?人死了就成了一个物,我们利用废物……。”他们的观点和上述西方人士的观点是如此不同,人们不能不追问:这是否反映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的价值观的不同?是否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先谈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同样是判处死刑,执刑方式还分门别类,很有讲究,从服毒、绞死、斩首,直到凌迟。有些执刑方式,目的是给死囚制造更大的痛苦。有些执刑方式则表示给死囚的人格更大的侮辱。若单从临终的肉体痛苦而论,被砍头和服毒或绞死大概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从对死囚的人格尊重来看,保留全尸和身首异处显然大不相同(国人很看重全尸)。这里,就不用再说挖祖坟和鞭尸的象征意义了。由此可见,中国人并不把尸体看成物;如果说对不同的死者,对其尸体的态度不一样,那么,这种差别正好是对活人的不同态度的延伸,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恰恰是不把人的尸体等同于物。

再有,那两位医生的话本身就前后不一贯,经不起推敲。若说“人死了就成了一个物”,这道理对一切人都适用,谁死了都成了一个物,不管你生前是坏蛋还是好人,不管你原来是“反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你们偏偏只任意摘取死囚的器官,不敢任意摘取其他死人的器官呢?问问那些把摘取死囚器官不当回事的人,如果医生任意摘取你家死去亲人的器官,你也会觉得无所谓吗?

面对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中国政府照例是矢口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人们自愿捐献的。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是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不过到后来,中国政府的说法发生了变化。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先是在国际会议上,然后又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承认,长期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主要依赖于死囚器官。

不难看出,中国政府说法的变化是出于无奈。因为从2000年起,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呈爆炸式增长,名声远扬,外国人都纷纷到中国来做器官移植手术。可是众所周知,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极少极少。黄洁夫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现阶段中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大概只有百万分之零点六,也就是说,一百万人中只有零点六个人自愿死后捐献器官,十亿人只有六百个,十三亿人只有七百八十个。但是在中国,按照黄洁夫的说法,每年器官移植的手术多达一万多例。缺口太大了。那么,大量的用来做移植手术的器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法轮功一直在揭露中国政府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际上也有专家学者通过独立的调查研究证明确有其事。于是,为了掩盖活摘这一更大的罪恶,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承认死囚器官移植。

可是,稍加考查就可以发现,尽管中国的死刑数量全世界第一,但每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更大;因此,单凭死囚器官仍然远远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三至五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四千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一万二千至二万个死刑犯中挑选。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二千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处到肝脏的呢?

近几年来,有境外的亲北京的媒体和国内的一些官媒发表报导,揭露了在死囚器官移植背后更大的罪恶。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2013年11月,香港《凤凰周刊》发表长篇报导《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文章写到:“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在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器官几乎随叫随到,无须等候、快速配对,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摘器官库,就是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文章明确指出:“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我们知道,香港的《凤凰周刊》有中资背景,并且得到中共当局的准许可以在大陆发行,因此它实际上是中共官媒的改头换面。另外,这篇文章也引用了大量大陆官媒的相关报导。连中共官媒都承认有活摘,可见确有其事。不过,《凤凰周刊》文章说有“地下组织”把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当作盗卖器官的目标。这话说的不对。这种事地下组织怎么做得出来呢?它必定是,也只可能是政府行为。

在3月15日电视采访中,黄洁夫把死囚器官移植以及在死囚器官移植名义下的更可怕的活摘暴行,归罪于政法委、归罪于周永康。这自然是避重就轻。因为中共官媒承认,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爆炸性增长是始于2000年。当时的周永康还是四川省委书记,在中央政法委没有担任职务,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是罗干。因此,罗干的罪责显然要比周永康更大。另外,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爆炸性增长的时间,恰好和当局镇压法轮功同步,《凤凰周刊》也写到活摘的目标法轮功学员首当其冲;而当初下令镇压法轮功是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因此,在死囚器官移植名义下发生的活摘暴行,罪魁祸首不是周永康,而是罗干、是江泽民。

如此说来,黄洁夫3月15日电视采访至少有两重意义:

一,它表明中国政府打算借助于反腐败打大老虎的政治氛围,取消死囚器官移植,也取消活摘。当然,中国政府是不是真正的这么做了,还有待观察、还需要监督。

二,黄洁夫的讲话虽然把帐都算在周永康头上,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件事的元凶是江泽民。没有最高层的首肯和授意,黄洁夫自己绝不敢这么讲,《凤凰周刊》也不敢发表那样的文章,因此这意味着习近平的反腐利剑已经暗中指向江泽民。当然,起码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一派也还不敢把活摘一事彻底公开,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固然是对江泽民一派的致命打击,但同时也是对习近平自己鼓吹的“制度自信”的致命打击,因而很可能使得整个中共统治“翻船”。

眼下的形势是,习近平不惜亮剑,意在敲山震虎,威胁江泽民就范;江泽民则料定对方会投鼠忌器,因此依然有恃无恐。“六四”后这二十多年,中共上层之所以能大体上维持住局面,靠的就是恐怖平衡。如今,这种恐怖平衡已经岌岌可危。接下来必定还有好戏看。

最后再谈谈黄洁夫。长期以来,黄洁夫一直是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带头人,不久前又当上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和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主席;然而这位黄洁夫同时还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而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就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卫生保健。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的器官移植首先是为党国领导人服务的、是为特权服务的。

文章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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