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1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辰综合报导）近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韩国首尔的一个活动上引述港媒报导表示，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接收的韩国器官移植患者数量惊人，曾在“3年间共接待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患者，其中韩国患者达3000多名，其它国家患者约1000名”。
麦塔斯和另外两名调查员大卫．乔高、美国独立新闻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中也对这方面的信息进行了披露。
调查发现，天津中心第一医院（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护士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满足大量韩国病患的需求，该医院已经把12层医院大楼的4～7层改为专门的移植患者病房；并且借用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国际心血管医院的8层，作为南韩患者的住院区；还同时将一家附近酒店的24～25层改为南韩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即便如此，床位依然短缺。
他们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引用了2006年发表在《凤凰周刊》一篇题为《全球器官移植大调查》报导的相关内容，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
从2002年开始，韩国前往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人数急剧增加。北京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患者负责人说：“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
从南韩首尔到中国天津，坐飞机仅需要1个半小时。韩国《朝鲜日报》披露，2004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南韩人占37%左右。由于南韩患者众多，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甚至聘用了一些会说韩语的朝鲜族外科医生和护士。其他医生也能流利地说出一些诊治所须使用的南韩话。
据大纪元驻韩国记者站报导，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协会（IAEOT）理事金滉镐表示：“据我们调查，韩国至今仍有个人或团体向中国输送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接受器官移植的韩国人在网上建立了‘同好会’，有时上面还公布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后回来的韩国人数。今年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例子已经在网站上上传，去年是至少21名，今年目前上传了2名。”他强调，“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通过别的中介去天津市第一医院的人可能不少。”
《凤凰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移植外科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
有患者家属透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手术后出院的患者提供的器官捐赠人记录表上，捐赠人死因写的都是“急性脑损伤”。面对《凤凰周刊》记者的提问，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本人对此不置可否。
除了担任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兼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于2003年成立，由武警总医院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共同组建。
据隶属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网报导，从2000年开始的两年中，沈中阳团队的肝移植总数从24例增长到209例；而从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时间。
中共武警和军队医院系统不隶属中共卫生部，而是受军委管辖。据官方资料记载，沈中阳移植团队2004年完成肝移植总数居全球第一，肾移植总数居中国第一。
北京武警总医院网站这样介绍沈中阳：2001年在北京组建“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目前，沈中阳仍保持国内肝脏移植手术总例数最多等多项纪录。这个网站还曾登出一张沈中阳身着武警军官制服的照片。
2001年6月，天津武警总队医院烧伤科的医师王国齐（Wang Guoqi）在美国国会的国际运作及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曾作证表示，中国医院和国家安全机构勾结，在没有器官捐献书面同意书的情况下，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
但是死刑犯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大量的移植器官来源。根据大赦国际的记录，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每年1616人。而死囚器官还受“组织配型”、“冷缺血时间”、处决时间和地域等的限制，利用率估计不超过30%。
外界认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拥有充足的器官来源主要与沈中阳的准军方头衔有关：凭此可以无阻拦地进入关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场所检查或摘取器官。
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向英文大纪元表示，他认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主要器官来源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葛特曼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共军方和强摘器官之间的关系。2014年8月12日，葛特曼的新书《屠杀》英文版正式公开发售，他当天在美国华盛顿DC接受中文大纪元采访表示，中共军方医院站在活摘人体器官的最前线；军方医院人员早期强摘维吾尔人、新疆人士的器官，在1999年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后，中共开始大规模地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葛特曼说，军方医院是“强摘器官的通道口（vent gutter)。” 他还表示，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这些人彼此不认识，但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通常是军医来接触他们，“ 军医在现场出现非常常见。”
布会上披露，2012年3月20日，大陆收索引擎百度突然解禁“活摘器官”和“王立军活摘”。
王立军是警察出身，曾先后任辽宁省铁岭市、锦州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治委员和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从没有医学背景，但创办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从事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并因此获奖。王立军发表获奖感言时透露，他的团队进行了几千例的人体器官摘取。
葛特曼在几年的调查中采访了很多从中国大陆来到泰国、香港、台湾、澳洲、加拿大、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很多因遭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
葛特曼通常并不让受访者知道他在做器官强摘调查。一位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女法轮功学员向葛特曼讲述了她在大陆狱中的故事，一再强调她所遭受的酷刑。实际上，这位老妇人看到葛特曼对一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体检如此有兴趣，她甚至感到有些恼火。
正是受访者的这种自然流露，让葛特曼感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黑幕，因为他感到这不是一个医生进行的正常的体检，医生看起来是在处理一具新鲜的尸体，医生只对血型、脏器和眼角膜等感兴趣。葛特曼回忆道，他记得当时那一刻，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冷意席卷了全身。
在后来的调查中，很多受访者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葛特曼的内心的担忧－－强摘器官真实存在，并且广泛进行。很多法轮功学员不仅在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有的甚至是在家中被强制采集血样，被提取组织匹配样本。
如果用“抽血”和“天津”作为关键字在明慧网上进行搜索，可以获得不少结果。以下仅举部分案例：
天津市大港油田一中的高中教师贾文广女士在其控告江泽民书中表示，她曾被关押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与河北区看守所，在被关押期间她多次被抽血；但是她发现，抽血对像仅限于法轮功学员，刑事犯是不用抽血的。
天津优秀会计师、法轮功学员赵树霞在2016年新年期间，因在街头悬挂了一个向民众拜年、传递法轮大法真相的条幅而被绑架。赵树霞后被非法关押于天津南开分局看守所，在看守所，她被强制抽血。
2007年11月9日，明慧网发表一篇题为《我在天津女子监狱所经历和看到的迫害事实》的报导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队是三队，三、四、五监区都有法轮功，除了包夹人外就是个别刑事犯，每个监区三队的队长都单独把法轮功学员叫出去，化验尿和验血，没叫刑事犯。队长说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女子监狱距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只有30多分钟车程。
法轮功学员滑连有曾回溯2013年6月他在天津滨海监狱被抽血的经历，滨海距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车程约47分钟。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也在法轮功学员进行验血，从双口开车到天津这家医院约半小时。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只是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缩影。至少有700家以上的中国医院可以进行器官移植。
根据麦塔斯、乔高和葛特曼3位调查员的调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10万例；法轮功学员是被强摘器官的最主要对像。#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