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6月25日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社会从农牧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然后因为新科技的推动，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资讯时代。然而，按照美国大师级管理专家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说法，新的时代并不是所谓资讯时代，而是一个创新的时代。
杜拉克的论点很简单，过去二、三十年以来，虽然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其它如生产、销售和服务模式的创新，也同样为这个新时代奠定了基 础。这一论断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所认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大陆，甚至香港才有政府希望或者鼓励社会创新创业的政策。
然而，创新不仅是一种行为，也更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创新和创业不简单地是一种技术领域，或者营商模式的创造和变化，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或者社会文化模式。近十多年，全球有关创新的研究数不胜数，但基本上可以归纳到几个基本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宽容，不但宽容失败，也要宽容和传统不同的异己思维，以及主流或者政府不习惯甚至不喜欢的各类内容。
和几位离港多年又回来工作的朋友聚餐，大家不约而同谈到香港社会创新创意的低落，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香港过去十多年来真的乏善可陈。这一点，倒和杜拉克等大师所预言的情况十分相似，因为没有社会宽容，也就根本谈不上创新。
最近半年多来，香港发生一系列和当局打压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的事件。这些或许只是表面的偶然事件，但其所反映出来的深层问题，却足以令港人思考香港的未来将如何发展。
中国大陆虽然经济在发展，但其社会体制和社会文化明显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它的发展依靠大资本和重商主义。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明显缺失了一个“宽容教育”的过程。而本来以“自由”为特点的香港，近年也逐步回归到一种不予宽容的环境，这是我们民族的宿命，抑或是文化封闭政策的必然结果？
杜拉克在谈到新时代的时候说，未来只有两种国家，创新国家，和其它国家。这有点像上世纪说的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前者代表了先进、发达和富裕，后者当然代表了落后、贫困。
佛教说今日之果缘由昨日之因。香港也好，中国大陆也罢，如何选择今日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对升斗市民来说，可以用脚投票，做水往低处流的选择，但对当权者来说，这种选择决定了一地一国之长远未来，岂可不慎之又慎。
责任编辑：南风
